或许很少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把职称看得如此重要。每当“职称评定季节”过后，评上职称的，志得意满，如范进中举。未评上职称的，如丧考妣，失魂落魄。不少人更是愤愤不平，或是从此消极怠工，或是与领导“干戈相见”——既然现行的职称评定存在着如此令人不快的是非，那还留它干嘛？废掉算了！什么理由？让我细细道来——

　　理由之一：外语考试无用之砖今年4月15日，是全国统一的职称外语考试日。笔者恰巧也是考生之一。尽管凭借连续几个月的“背功”之后，闯过了这道难关，但是步出考场，看着满操场考生们如蒙大赦似的一哄而散，心中不禁茫然：这种考试，究竟检验的是我工作中哪方面的水平？

　　评职称必须考外语，“考职称”成了“考外语”的同义词。因为一般评职称中需要严格考试的，只有外语一项。然而许多人在平时的工作中，用到外语的机会并不多，而能将一个不大有用的东西一直学习不辍的人，恐怕为数很少，而外语恰恰又需要日积月累。由此造成不少人评职称时难过“外语关”，为了过关又引发出诸多怪事。

　　被称为“中国最棒的男主持人”陈铎就是一位外语考试的“受害者”。这位年长发白、神态潇洒的节目主持人，曾因出色地主持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电视节目而名闻遐迩，然而在晋升高级职称时，却为要考外语而犯了难。陈铎发现，他的成就虽然很大，最后却要用外语来评价他够不够“高级”，高级职称最终让这位名人无法企及。

　　还有一些心有不甘的人则绞尽脑汁想其他办法。一位一直热心于本职工作的老师突然开始热心于“译书”。知其根底的人无不诧异：他是不是认得ABC还是一个问号。但是不久，他还真的出了一本“译著”，并很快就派上了用场：评职称。因为按有关规定，有超过一定字数的译著者，可以不考外语。当然，他的“译著”肯定是找人捉刀代笔的。

　　不少人怀疑，在评职称时，不管是工程师还是经济师，无论是讲师或政工师，一律设定日益严格的外语标准有无必要。如果非要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当前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还是职员、工人，最需要考的可能倒是汉语。在政工师写的文章语句不通、企业管理者不会写报告、政府官员只能让秘书代笔的时候，评职称却让他们去学英语，岂不滑稽？

　　理由之二：论文两篇引发腐败去年年底，山东省莒南县的一位中学教师卢廷邦向媒体提出了他的疑问：为什么中小学教师晋升中、高级职称非要有论文？原来，在1992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工作恢复后不久，不少地方在晋升中、高级职称的条件中加了一条：必须有两篇论文，且必须是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还要两千字以上。此后对这一条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实际上变成了“一票否决”。至于工作态度、业务能力、教学成绩，虽然没有说不重要，但远远不及论文这条线这样关乎“生死”：过了按工作年限和学历划定的宏观控制线后，只要有论文，就一帆风顺，连能不能上讲台都不管了；而没有论文绝对不行，论文字数差一点也照卡不误。卢廷邦所在学校的一位教学骨干(数学教研组长)，仅仅因为论文只有1700字，就没能评上。像卢廷邦所说的这种现象并非鲜见。为评职称而自己花钱出书，为评职称而求人发“论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出版界，甚至为此而创造了一个新词儿：“职称书”。“职称书”给知识界带来了不少恶果。许多人不是为了做学问而写书，而是为了评职称去拼凑书。不少学者慨言：有些“专著”不仅不能作为评职称的依据，相反应作为不能晋升职称的依据。因为文中经常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正好说明作者水平太低。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比如，中小学教师评职称必须要有论文，因此，一些师范类院校的学刊便纷纷出版面向中小学教师的“增刊”，一些教育团体即学会、协会等等，也争相出版“论文专刊”。一些小刊物也打起“省二级刊物”的头衔，分食一杯羹。一封封“交600～800元就能发表一篇论文”的约稿信飞向中小学校。有能力写的自己去东拼西凑，没能力写的也可找人代劳。最后是比拼各自的财力而非能力。

　　当然，论文、专著水平低并不一定能反映一个人在其本专业的水平。论文、专著与外语一样，在某些领域可以作为评职称的依据，但是有的专业比如中小学教育，实践性较强，是否一定要把论文和专著作为评职称必备的条件，甚至成了“一票否决”？

　　理由之三：文凭挡道埋没人才去年，一位同行评上了他企盼多年的高级职称。朋友们纷纷要他请客，但谁一提这事儿他就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讲出了他的这块“心病”。他原是老三届的学生，毕业后就去了兵团。后来到了新闻单位，好稿子出了不少，也写了几本有分量的书，加上他文笔好，别人翻译的稿子也请他润色，最后也署上了他的名字。因此，在评副高职称时，“专著关”、“外语关”都轻松而过，只是在文凭上，有人提出过疑问。但是当时主持职称评定的单位领导认为还是要看能力，所以最后也得到了通过。

　　然而在评定高级职称时，他遇到了大麻烦。这时主持职称评定的领导已经换人，不知谁在各种规定里找到了这一条：“学历在大专以上”。他从参加工作起，就一直以自己是“自学成才的典型”而得意，所以什么速成大专班、函授文凭班一律没有上过，履历表学历一栏填的还是“高中”。但这次按规定就没有资格申报高级职称。他开始厚着脸皮找领导、见评委，但是“杠杠儿”在那儿呢，谁都不好改。他听从朋友的指点，到大学里想找一个什么班上上，拿个文凭。令他吃惊的是，就在这所他一直仰慕的著名学府的校门口，居然有那么多人在卖学位证书，有的干脆在卖职称证。他就像做了贼一样地逃回单位。

　　这一年，他最终没被允许申报高级职称。一说起这事，他就苦笑：“你说，这职称评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呀？”表演艺术界这种“惟文凭论”造成的怪圈最为突出。不少有艺术才华的演员本身学历也不高。因此，一些全国数得上的大演员却评不上一级，因为上级有文件——评一级演员必须有大专学历。有大专学历的不会唱或唱得不老练，而没有大专学历的却唱，这可难煞了一些剧团、剧院的领导们。

　　你有能力，有成果，有工作经验，但没有学历就评不上职称；相反，你要是博士毕业就能给个讲师之类的中级职称，能力如何成果如何那是将来的事——这难道叫实事求是、叫重视人才吗？

　　理由之四：论资排辈扼杀新秀在我国，职称本身就讲究“论资排辈”。因为在不少评职称的规定里，就限定了在下一职级必须要有的任职时间。除了文件上的这种规定之外，在同样具备了相应任职时间的人中间，你还要心照不宣地等着资历、辈分比你高的人，让他们先行一步。这种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在实际中就衍生出种种矛盾。

　　一家在中国很有名的研究单位，聚集了一大堆老、中、青知识分子。然而高级职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该给谁不该给谁，哪个人都不好拍板。最后默认了“论资排辈”这一游戏规则。一开始还好办。职称改革后第一批戴上高级职称桂冠的，多是一批学术上的佼佼者，年老的多，中年的也有。第二批摊上这一殊荣的，原因就有些复杂。学术水平要有，资历也要够格，这样别人才不好说什么……就这样一批一批地解决以后，居然还有个别老同志无法得到高级职称。这位老同志急了，今天找所长，明天找书记。所领导也急，只好向上级再申请一个高级职称的名额。不久，上级同意了，所里下文晋升这位老同志为副研究员。中青年们一片哗然：“不是说评职称的目的是精心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吗？为什么不能按实际能力和贡献大小评一评呢？”所领导只好搬出大家一直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来：“老同志年纪已大，这次不评就没有机会了，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嘛。”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再找领导交涉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他们还是感到不公平：“再这样评下去，把人的心都评凉了。”另一家工程技术方面的研究所，更因为评职称上的论资排辈，最后工作都难以开展下去。这个所有一个研究室，只设立一个高级专业技术职务。3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的眼睛全盯着呢。所里为此简直伤透了脑筋，最后平衡来平衡去，还是给了一位工作了35年的老同志。

　　公布名单的那一天，大家都很平静，谁也没提意见。然而不久，所里才发现这早已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所里接到一个新任务，需要一个课题组长，他们想请一位中年工程师牵头。领导找他谈话，他直摇头：“我不敢当这个组长，大家都是工程师，我敢指挥谁呢？”他建议由新近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的老同志担任。所领导无法，只好上门去找另一位中年工程师。他刚说明来意，工程师的妻子就从里屋跑了出来：“您可行行好，别让他再挑担子了。我寻思着，前几年他拼命干，也没有什么好结果，连个高级职称也没捞到。不如好好养养身子，多活几年，他也可以论资排辈评高级了。”所领导转了东家转西家，听到的都不是好话。有个工程师说得更绝：“唉，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得省点时间养养胡子，现在不是胡子长的值钱吗？”理由之五：你争我夺离间群众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最忙活的其实是各单位的领导：手里就那么几个名额，哪个该上，哪个该等，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甚至过激行为，他要掂量来掂量去，比做生意都难。现在职称多数是和职责分离、与待遇挂钩的，因此，带来了僧多粥少的实际利益冲突，造成了同事间的摩擦和倾轧，引发了许多不该产生的矛盾和悲剧。

　　一所中学的女教师，已经评上了高级教师。但在等待张榜公布的时候，她却自杀了，原因竟然与职称评定有关。这位女教师55岁，已有32年教龄。论学历，她是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论教学成果，她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她的照片也醒目地挂在校史展览室里。在校长的鼓励下，原本与世无争的她，申报了高级职称。然而，这所学校有同样资历的人为数不少。由于高级职称设置的数额很少，而竞争者很多，学校里弥漫着一种不友好的竞争气氛。这使她很不习惯。一个老师对她谈论另一个老师：不该占着茅坑不拉屎。她听了觉得是在说自己。另一个老师在教研室大骂某老师：好狗不挡道。她听了心惊肉跳。一些和她有竞争的老师，见了面不再和她打招呼，她更是无法接受。她的思想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她的心灵在无声地流血……在她自杀的前一天，她来找校长。这时职称已经评完，校长以为她是来打听结果，就告诉了她。没想到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只是平静地笑了笑：“我这一辈子长期在您领导下工作，让您费了好多心，我是来感谢您的。”她又分别找了别的老师，见面时说的是几乎同样的话：“咱们难得相处一场，凡是我有得罪大家的地方，都请原谅。”她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最后涕泪俱下地嘱咐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当晚，她就悄然离开了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

　　职称评定，相互竞争本是题中之义。但现行的评定办法，往往不是激励人们在日常工作中体现竞争，而是集中在一个短时间内让人们相互“厮杀”，把僧多粥少的矛盾凸现得更加彻底，难免引起人们的心灵倾斜。往往在职称评定之时，相互攻击、匿名诬陷等阴损狠辣的招数儿都使上了。一次职称评定之后，许多人际关系的创伤很长时间难以愈合。

　　理由之六：惟亲惟权奢谈公平某单位评职称时，全体职称评定委员会成员坐上飞机到一个几千里外的城市给单位里的人评职称。而且有规定，评职称期间一律不准和单位里的人联系，房间不准开长途电话，也不准打手机。据说是怕评职称时有不正之风侵袭。

　　但是谁都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因为评委会成员是谁，人们早已了解得一清二楚。每次评职称，评委会人员都要忙上一阵子。递条子、打招呼的，上门游说的，请客送礼的，简直会把门挤破。胆子小的评委只好躲起来，胆子大的，这正是一个敛财收物的好机会。

　　即使评委们很廉洁，找上门混个脸熟也是必要的。如果不去，一则评委老爷会想：“没把我放在眼里，哼……”，另则他会只在认识的人名字上圈圈儿，也很要命，如果你以为他很内行，会识出你这块真金，那就大错特错了。

　　去年年底，上海发生了一例教授状告“外行评内行”的官司，这是国内首例教师职称诉讼。事情的起因是去年上海高等院校在教师职务评审工作中，有关部门将“应用经济学”学科和“工商管理学”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评议组进行评议。上海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刘纯认为，在9名评委中，管理学门类的教授仅一人，其余全部是经济学教授，形成“外行评内行”的局面，由此起诉到法院，但却被法院驳回。

　　在中国，官员捞职称，势不可挡。

　　某单位的一个局级干部，本来就不懂业务，加上人品也不佳，口碑极差。然而红榜一下，人们全傻眼了。这位“局级”大人榜上有名，而人们最为看好的人却名落孙山。而某大学某系趁省职称评审组再次评议高级职称之际，迅急地送出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补报名单。为什么正常的补报要如此机密？原来补报的其中一位正是系主任的爱人。此人虽也是大学毕业生，但在这次职称评定前，从未担任过有关课程的教学，近几年才讲授个别课程。本学期已然过半，一本400余页的教材，她刚刚讲授20页不到的内容。出了这样重大的教学事故，在系评审小组评议中她居然在名单排列中遥遥领先。后在全系老师的反对声中，系主任伉俪宣布双双退出申报。然而不久，他们就一起秘密补报“入局”，最后终于如愿以偿……更有许多部委的官员，到某大学挂职，或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到评职称时，都当仁不让参与评聘——这叫什么公平竞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