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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周星驰的电影已经成为区别中年人和年轻人的一个标志，每个嬉皮一点儿的家伙、每个小资产阶级、每个文艺青年都会念叨出一两句乃至七八句周星驰无厘头的台词。《大话西游》更是其中经典，那段叨×叨×的“一万年”随处可见。 另一个经典是《小王子》，写出这个童话故事的人在二战时当了飞行员，战死沙场，前一阵子似乎是他100年诞辰的纪念。好多人奉《小王子》为经典，可惜市面上很难找到《小王子》的中译本。我在一片对它的叫好声中读了英文原作，觉得还不如读《新概念》第4册更有意思。 杜拉斯是另一个经典，她的书倒是随处可见。学者周国平吹嘘过《小王子》，作家王小波吹嘘过《情人》，不过，这两本书的流行跟他们的吹嘘没关系，谁也说不清楚杜拉斯那种神经质的絮叨怎么那么具有魔法。有个叫安妮宝贝的网络作家，用杜拉斯的口吻写了不少网络小说，你可以把它当作幽默作品来看。 我们曾经非常厌烦别人絮叨的经典，比如《红楼梦》和“红学”。但很快也沉迷于新鲜的絮叨，比如金庸小说和所谓“金学”与“雕学”，再比如《麦田里的守望者》。而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絮叨，絮叨周星驰。 说实话我不知道住在法国乡下花园里的杜拉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也不尿《小王子》那一壶，可我喜欢《大话西游》。然而，如今却有一股厌恶之情让我渐渐远离周星驰的电影。我希望发现属于我自己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好东西。(王怜花)柠檬汽水和烟。 我喜欢夏天，从冬天我就盼着这个夏天的到来。“我像一条鱼，在这个城市的夏夜里游泳。”这是我想出来过的最富诗意的句子，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的夏天。 我抽烟。YSL，巨俗的牌子，我找不着比它更俗又好抽的烟。上大学时学会的，宿舍里有女生抽烟，我觉得她抽烟的样子很美。刚开始我抽Capri，烟卷细细的，味道很柔和的那种。现在北京几乎找不着这个牌子的烟。有一次，我倒是在三里屯的烟摊发现过，包装换了，烟卷变粗了，抽了一支把我呛得够戗，烟盒上印着只限在中国地区出售。 去年夏天的周末，我老和朋友去DICOS玩儿，里面纸醉金迷，烟雾缭绕，让人很有抽烟的欲望。“我真喜欢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我对朋友说。我们疯狂地跳舞，我把跳舞当做一种运动方式。跳累了，我们就骑车回家。希望夜夜笙歌。 DISCO里都是年轻的面孔，我想要是到了30岁，即使我还想跳舞，恐怕也不好意思来了。这么想着，我就带着一股挥霍青春的劲头，在去年夏天的每个周末过着歌舞升平的生活。 一开始，我喜欢去城市宾馆旁边的the DEN，后来那里人满为患。我很想建议老板把店名改成敦煌饺子馆，坐在楼下的人像排在案板上的饺子，楼上跳舞的人象煮在锅里的饺子，那叫一个热气腾腾! 我最喜欢的酒吧在三里屯南街。叫Susi YA，是一个兼卖寿司的PUB，那里的灯光很柔和，说话也不用大声嚷嚷，我喜欢缩在全三里屯最舒适的帆布椅子里喝柠檬汽水。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经常在周末玩到凌晨两三点才回到自己的家，第二天睡到中午。自觉生活挺糜烂的，就安慰自己说，到我不想再玩的时候，那说明我已经老了。 今年夏天已经快过去了，我还没有去过三里屯，我搞不清楚是我开始变老，还是因为曾经陪我玩的人已各奔东西。有一个去了欧洲，又回来，他说他在英国去了一个酒吧，叫“狄更斯”，据说狄更斯在那个酒吧里写出了《双城记》；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去了个酒吧，叫“天鹅”，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构思了《共产党宣言》。当然还有海明威和巴黎酒馆。 我记得高晓松好像说过，他的小说《写在墙上的脸》是在酒吧里写过出来，不过，那个小说和高晓松，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是“写在墙上的不要脸”。(布飘飘) 琼斯海滩 纽约离海不远，一到夏天，人们就争先恐后往海滩跑。公共海滩之一的琼斯海滩(Jones Beach)那里，有个露天剧场，专为夏天开摇滚音乐会用的，舞台背水而设，当天色转黑，舞台转亮，凉风四起，乐声大作，你真会觉得夏天就是为生命怒放而设置的舞台。 我曾跑到琼斯海滩露天剧院去听鲍伯·迪伦和保罗-西蒙的音乐会。我年轻的时候他们的音乐正好传到中国，所以阴差阳错他们的音乐也成了我年轻时代的音乐之一。有一次，几个朋友从纽约开车去波士顿，一个朋友带了一盘西方六七十年代的老歌，却是伴随我们这些人80年代的青春岁月的，茫茫夜色中，伴着这些英文歌在异乡的公路上飞驰，心中却是那些在中国的年轻岁月的记忆。烦恼上的桥，寂静之声，答案在风中飘，let it be…… 鲍伯-迪伦和保罗·西蒙是六七十年代那些人的偶像，这些是我父母辈的同代人，但是在音乐上我却成了他们的同代人。等我到美国来时，已经过了对摇滚乐疯狂的年龄，90年代初，美国校园里的孩子都听碎南瓜派(Smashing Pumpkin)或者R.E.M什么的，我却觉得跟我没关系了。他们问我听哪个乐队?在这里你听哪个乐队代表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跟他们说，崔健，崔健，庆幸有这么个人。 所以，琼斯海滩的音乐会，多数听众是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当年闹反叛的，如今也都是中产阶级了，买了几十到一百多美金一张的票，再跟他们年轻时代的音乐偶像在夏天的室外自在一回。 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我，当鲍伯-迪伦和保罗-西蒙合唱一曲《烦恼上的桥》，几个乐符一响，台下的听众就已“掌声响起来”，我却也一样的地激动。这就是年轻时代的音乐的力量吧。所以，没有办法，我想，崔健到了像鲍伯-迪伦和保罗-西蒙一样年纪的时候，开演唱会，他不管唱多少新歌，他还是得唱一遍《一无所有》。那就像是你创了一个教，你是教主，你有本经，广为传诵，你自己接见教徒时不念怎么成? 今年夏天，又有一个老牌歌手在纽约开演唱会--80年代的斯普林斯汀。他去年开始为时一年的巡回演唱，从他的家乡新泽西州始，今年在曼哈顿的麦迪逊广场结束。票已抢购一空。他也是年轻时吸引我的美国歌手。盒带封面上，美国星条旗，一个男人穿牛仔裤的背影，歌的名字叫《生于美国》。男性的，嘶哑而浑厚的声音不断重复唱着，born in the USA，born in the USA……那是他当年的畅销金曲。我们那时听这歌的同学现在都在美国了，是受了这歌的力量的诱惑吗?到了美国之后，我才知道这歌更深的涵义，才知道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是一个代表蓝领阶级的歌手。(娜斯) 加州旅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坐在一辆小卡车里，前排，人窝在车里。音箱里播着一首轻松、富节奏感的音乐，就像“eagles”《加州旅馆》一类轻摇滚，望着玻璃窗前映入眼帘的景色。--很舒服的感觉。 我经历过这么一次，使我难以忘记。那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了。宿舍的床铺短了一点，我母亲来看我的时候发现了，跑到单位管理这些事的领导那儿请求换一个。事情似乎挺顺利，那天我就到远在城市外围的另一处宿舍拖床板去了。 下着小雨，我钻进院食堂的一辆轻便卡车。一开车门，就听见车厢里正放着这首出了名的曾耳闻过的《加州旅馆》，真好听。我往司机师傅看了一眼，抖抖索索的把伞收拢。司机师傅看我坐好，似乎在等着我说话似的，我鼓足勇气说了句什么，那种陌生，似乎消失了。 车子从上海拥狭繁忙的街头驶出去。我坐得低低的，身体随着那首歌富跃动感的节奏，一晃一颠。 那时，我住在市里老高楼上的旧房宿舍。曾在上海逗留的校友，有一次看我，站在11层楼窗畔，望着窗外鳞次的灰暗楼群和光影杂错的街道，对我笑着说，“美国黑社会”。 《加州旅馆》的歌词里边，把城市，描写成一个黑店。 再说那天我在细雨包拢的卡车里舒舒服服地听完摇滚乐，雨却仍然下着。车把床板带到了街边矗立着的棕黑色清水砖楼下。在司机的帮助下，我把床板抬到门厅里去。我客气地向司机感激道谢，他却匆匆地钻进车里走了。我感到自己站在雨边，在高楼映衬下，多少显得有点仓惶。 那时我不明白我那位校友，他说的黑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不过过了一年左右，我就在另一个校友牵线下，窜到了浦东的写字楼里。 在那儿我没混多久，更没有像想象中那样踏踏实实挣钱。危危险险地待了一阵，最后还是离开了。 如今，我坐在老同学单位宿舍的床铺上，看着电影中一个不知何故稀里胡涂犯了错的年轻人，揣着杆枪，坐在一节敞开的货车上。配着吉它的音乐响起，我就像他一样，现在坐在朋友的床上。这音乐让我舒坦，让我沉醉，让我想起了从前，还有，我的朋友们，我经历的现实。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写信时无意说起过我有一次回家，坐车过了站，在陌生的旅店过夜的遭遇。这遭遇在火车启动，离开我家小站的一刹，那么使我吃惊。我想起了这一切，“加州旅馆”。我就是这旅馆里的顾客，也许还是曾经的许多个店主中的一个。而你也曾是，为一个梦，或者朋友间的话，曾这么顽固，也曾这么感到饥饿。 甚至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何时能走出去，我已分辨不清哪条道是我走的，哪条不是，失败的究竟是我，还是你，而要找到这答案根本没有可能。(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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