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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家庭”的个案采访 我们的生活不会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而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悄悄瓦解，有些东西悄悄发生，而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必须面对。仅仅以时间做标尺，我们也会发现，即使是同一环境的同龄人，一种生活方式与另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有许多的不同，这种不同甚至可以是截然分明的。何况两代人、三代人之间？这就是时代的痕迹。 广告人程文琛和她的同事们：谁知道明天会怎样！ 新同居时代很快乐 文琛(Cheryl)在这家国际广告公司工作了3个月，从那时候开始，她跟几个同事比别人多了一层关系--同居者。她和品牌主任Milton、户外广告经理Harte，以及媒介购买主任Wendy组织了一个异性同居者之家。(记住这些同居者的中文名似乎没什么意义，他们的中文别名也是从各自的英文名演变而来的。) 程文琛家在中山，在广州读的大学外语系，曾经去瑞士读了一年德语，因为从考入大学直至毕业要五六年时间，所以她又跑了回来，“做几年广告再说。” 第一份工作开始，程文琛一直做的是广告媒介的工作。有时做的是“run机”，就是在电脑里检索计划投放广告的媒体的收视率，作为制定计划的参考数据。除此以外，就是通宵达旦地给客户的媒介投放广告预算费用作计划。枯燥且累人。这就是广告。但几乎没听过程文琛说要转行。其实她挺适应这种紧张且自由的气氛，外资公司也有不少像她这样外语系毕业的、留过学的人，还有它的西式管理，反正，在国内没有比这更适合她的工作。 几乎天天加班，家里住得太远是几个人同居的主要原因。Milton是房东，大家叫他缪尔顿。他搬进这套新买的三房一厅100平米的房子不到半年。开始的时候觉得很自由，渐渐感到空空荡荡，了无生气。这恰好跟3个早已同居、正在物色新环境的Cheryl、Wendy、Harte不谋而合。不出两天，3个人的家当就已经占据了缪尔顿的家。两个女孩子还霸占了带洗手间的主人卧室。三人每人每月500元的房租可以分担缪尔顿大半的月供楼费用。 房子和车子的关系 采访的时候，几个人吵吵嚷嚷要回家，还计划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同事们都挺羡慕我们。”程文琛说，在国内，这种关系并不多见。“怕不怕日久生情？”一听这个问题，4个人先是一阵哄笑，继而装作不屑地互相看了一眼：“跟他？”“跟她？” “我们之间的关系赤裸裸的，没可能。”程文琛笑着说。 “就是房子和车子的关系。”人称温蒂的Wendy补充道。她们把房东缪尔顿比作房子，把开摩托车，热心接送的阿虾(Harte的译音昵称)比作车子。 基本上，这两男女的关系若远若近。需要的时候可以像一家人亲近，平日则更多的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涉。“每到周末各自回家，男孩通常各有去处，深夜未归。到早上我和温蒂上班，他们还在蒙头大睡。”程文琛挺享受这种看似同居实质独居的生活。 但她和温蒂却是如影随形，像学生时代的小女孩一样。她们从白天到晚上，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都粘在一起，除了睡着的几个小时。她们同属一个部门，座位也是一板之隔，方便随时咬耳朵。 有女人味的家特别温馨 这种既是同事又是房东租客的关系挺有趣的。缪尔顿总是一脸可怜状地控诉被“无良”租客威胁。“阿虾3天内已经威胁了我6次，动不动就说不交租。”能看出来，即使被威胁，即使客厅的角落被另外3个人的不下20双鞋子占据，缪尔顿也是很乐意的。“有女人味的家特别温馨。她们可以叫我起床，有时洗洗碗。”他还没有太深刻的体会，毕竟同居只有两周半。 “跟男孩一起住有什么好处吗？” “修电脑，换电灯泡当然少不了。但家里人觉得这比自己住安全多了。”程文琛说。 “他们都见过(我们的)家长了，我们的男朋友都知道，很放心。”温蒂说。唯一有点麻烦的就是洗衣服，因为晾衣服的地方有限。所以规定了每人每周洗衣服的时间。 一盘糊涂账 除了交房租，每个人都拿出100块作为家用。在板桌上躺着一本账本，列着日期、项目、借、贷等几栏，本子里夹着剩余的家用。记录得挺详细，连买洗洁精的费用都写得清清楚楚。没想到这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总是分不清借、贷这两个会计的概念，随便乱填上去。”如果要支出一笔大的费用，大家就要坐下来开个家庭会议，例如买空调。 当然，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能住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无所谓的人，随意、不计较，意见也容易统一起来。还因为做agency(代理，这里作广告之解)的人都比较开朗、open(开放)、合得来。”阿虾说。 至于大家能相处多久，谁都不知道。“我们都不一定停留在一个城市里，不会‘生于斯长于斯’。也不定我什么时候搬回家住，而Wendy家附近的路修好了她也搬回去……”程文琛说。即便是买了房子，看似稳定的缪尔顿也是不肯定的语气：“房子买下来了，随时可以租出去嘛！” 明天，谁知道会是什么样的。(龙竞雄 严志刚) 工程师沈旭东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新世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旭东40岁，和小他两岁的妻子袁佩敏都在中外合资的上海希科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工作，他是发电机部的高工，妻子是会计。女儿沈雁鸣12岁，今年9月上初中。他们一家三口是1996年从广西南宁迁到上海的，在南宁，他们呆了6年。而此前，沈旭东在四川德阳工作8年，结婚、生女。今年年初，他们搬进了位于上海莘庄一个叫“春申城四季园”的小区的新居里。袁佩敏觉得，自己的一家再普通也没有了，除了换了几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 做上海人很有压力 沈旭东的父母是4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解放后在北京教书，70年代退休之后本想回广州(因为沈旭东的母亲是广州人，而父亲是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但户口问题不好解决，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南宁。袁佩敏的父母是上海人，先是到东北工作，支援内地建设时到了四川。沈旭东1982年从湖南大学电机专业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去了位于德阳的东方电机厂。他和妻子因此相识。而他们的女儿出生在四川，在南宁上到小学二年级，现在成了上海人了。 从个人角度出发，沈旭东并不愿去四川，但统一分配，根本没有选择。他所去的东方电机厂倒是全国一流的电机厂，收入水平也很不错。但沈旭东不习惯这种体制，于是调到南宁，再之后，彻底砸掉了“铁饭碗”，应聘到上海工作。 对沈旭东来说，上海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个地方。毕竟到上海发展时他已经36岁了，公司的工作环境跟国外差不多，干得不好随时可以走人，压力非常地大。袁佩敏则说自己是在离开南宁那一天想通的，现在倒闭的工厂、企业多的是，说不定哪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社会飞速发展，她深感自己已经落伍了，知道再不学习就会跟不上，但学东西需要钱，还需要时间，再说她担心学了也赶不上，所以有一种“勉强过去算了”的心态。 最重要的让孩子学会生存 他们现住的房子80平方米多一点，让袁佩敏自豪的是，房子是自己挣来的。夫妇俩都强调，在现在的社会里，心态平和很重要。袁佩敏的说法是挣多少就花多少，不去眼馋别人，也不会去攀比。沈旭东则说，心态不平衡，就算是很有钱，也只会害了自己。 所以他总是告诉女儿，“任何东西都不是白送的”，尽管女儿听得似懂非懂，他还是有意识地要女儿看“心连心晚会”这样的节目，让她知道边远地区的孩子的状况，学习他们的刻苦。 女儿沈雁鸣：不想当黑客 沈雁鸣和其他孩子一样，看漫画书、侦探书，不看童话，因为那是“小时候”看的，上中学就不该看了；再说，童话“太不真实”。她每天都看报纸，《新民晚报》，喜欢看上海地区的新闻，不看“新闻联播”，她评价是：“不切实际。”她现在的理想是学电脑，觉得有挑战性；但不想当黑客，因为不光彩。不喜欢语文课，因为语文老师太罗嗦，很无聊。不大喜欢跟男孩子玩，觉得他们打打闹闹的。她每月有20元的零花钱，用来买好玩的文具还有吃的东西，够花；同学中零花钱有多到每月100块的。 沈雁鸣知道2000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她知道“千年虫”，是电视片《力克千年虫》告诉她的。而对于新世纪的到来，她妈妈没怎么去想，也没有刻意去订目标，因为每天都在变，一些以前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说一个公司的员工频繁进进出出，现在都已经很平常了。沈旭东觉得对自己来说今年跟去年、前年没有什么区别，但对整个国家来说，2000年有许多变化。对于未来，他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下岗和生病一样都是很平常的事，总归要自己去面对。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最想要的东西仍然是：钱！(谭山山 文建平) 空调销售员刘思远和刘妈妈：不想戴面具做人
 从小我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星期五晚上七时的绿茵阁咖啡厅里，赶来的刘思远带着一点倦意，“这个星期我只睡了9个小时。” 去年年底，刘思远放弃了条件优厚的银行工作，到了华凌空调搞销售，每天的应酬多不胜数。 每次见刘思远，他总是穿运动衫或者是休闲装。“穿运动服让客户觉得你健康、亲切、舒服。见老总的时候，穿休闲服的跟他是朋友关系，穿西装的只是他的下属。” 他并不喜欢现在的人际关系。“知道吗，我们这行有句话：不赌不嫖，不做空调。”但是，在任何时候，任何行业，刘思远都是一个懂得处世的人，“但是我不能让别人感到我和他们不一样，那样我会少了很多重要的第一手信息。虽然很假，但只要对方不觉得就行。” 是强人就要学会所有的技能 在小学，刘思远进了省体操队。第一天在体操房里练倒立，体质孱弱的刘思远竟然比下了师兄们，坚持到最后。从此，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一定要花费比别人多的时间精力去争取比别人多的收获。 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刘思远努力学习没机会学的东西。等学过了摸懂了，他拍拍屁股走人，他不能忍受没有冲劲、坐等分红的日子。问刘思远如果以后要进修，会选择什么。他肯定地回答：电脑。原因——“是强人就要学会所有的技能。” 脱产念书是逃避责任 爬上刘思远在南岸路9楼的家里已是晚上8点多，只有两只猫跑出来迎接我们。刘爸爸当晚正好要去上班，他已经60岁了，退休后到某单位值夜班。“上班一天休息两天，我爸挺喜欢这份工作。”而刘思远的妈妈还没回到家，她8月份刚从汽车公司退休，就和亲戚合办了一个小店，在农贸市场售卖加工好的菜式。 提起妹妹放下了工作去报读成人大专，刘思远很不满。“她这是逃避责任！她已经是23岁的人了，什么权利她都有了，她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义务，却连自己都养不活。”又反思道：“我也有点责任，没有帮她找一个更好的出路。” 要不要孩子无所谓，只要别跳槽太多 去年，中央电视台对这户平凡人家进行了采访。而刘思远异乎寻常的跳槽举动让不少人费解。 “您当时支持刘思远跳槽吗？”记者问刘妈妈。 “我很保守的，我只做过两份工作，在海南农场务农后，我在小学当过几年老师，回广州后在汽车公司工作直到退休。加起来的工龄有31年了。” “所以，当时阿远告诉我他到华凌应考，我挺担心。很多人都说银行稳定，收入高、福利好，但他要离开。我想，就让他出去闯闯吧！直到看到中央电视台采访他，发现他的工作原来是那么辛苦，却也是那么地能施展潜力，我才放下心来。证明他是有眼力的。”刘妈妈似乎一早就做好了“功课”，把当时的情况一古脑儿说了出来。“后来，我跟阿远说，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去做。” 流连夜店，颠倒日夜，对电脑多过对人，跳槽、同居、丁克家庭……对这些刘妈妈表现得很宽容：“我只是不赞成同居，不想让人说闲话。至于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要由他们决定，我无所谓……” “对于我们一代人，最重要的是稳定，国家安定，家庭、个人才能稳定。”刘妈妈说。 “最重要的也是稳定，是稳定上升。”刘思远说。 (龙竞雄 张雪蛟) 退休老人彭伟平：我不教育下一代 一辈子就做一份工 今年我67岁啦。这房子是单位分给我的。”彭伟平阿伯坐在躺椅上，一边用手轻拍着躺椅扶手，一边环视这个90平方米的三房一厅。彭伯从17岁到60多岁，一直是在广东省电影公司工作，期间在四川呆了8年。 “我是贫农出身。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看不惯就说。1962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后，情况好转了。”“以前的生活不堪回想。但那个年代比我不幸的也很多。能够活下来，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什么叫肚子饿，你们都不知道。” 现在的彭伯退休在家，主要是养身体。平时也去老人活动中心去玩一下，看别人打牌、玩麻将。看报纸和看电视新闻是彭伯每天必做之事。他说由于自己的工作是审电影、看首尾，所以从不看电影和电视剧。 彭伯说自己不善于交谈。不怕别人不理解，喜欢写点东西，对诗很感兴趣。“我很奇怪，莫名其妙的，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总忘掉，偏偏几首诗记了十几年。”说完，随口把普希金的诗句顺了出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非人工的纪念碑，当人们走上它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还说自己最崇拜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这句话：“斧头向树要斧柄，树就给了它”。 “我是一个先进老头” 谈到家里人时，彭伯认为自己很开通，赶得上时代，是“先进老头”。笑完之后，又说了这些话：“我不教育下一代，我这辈子没有成功的经验。对下一代只是一种希望、寄托，苦恼时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是感到很孤独。”“我觉得与下一代沟通很困难，只有迁就这个办法。” 他说主要原因是老伴走得早，虽然有老人再婚现象，但社会上的压力及自己的年纪，都使再婚成为一种不可能。“作为老人嘛，就坚强些吧。”“现在退休了，有房子住，有饭吃，不用干活，我也很满意了。精神上老人需要的，他们也许体会不到。当然，这是普遍现象，我能够尽量去体谅，他们赚钱不容易，工作繁忙，压力很大。我们都是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安安稳稳。” 在彭伯与老伴杜月好结婚30周年之际，曾看到报纸上刊载有关一所盲校的报道，便前去捐款20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月收入是100多元；千辛万苦找到在沙河天平架的那所盲校，本不愿留名、留姓，却被校长欲拒绝，只好留名，后盲校有何活动，校长都会与他联系。 “和为贵” 彭伯的大女儿也在电影公司工作，小女儿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用两个女儿的话形容他们的家庭，是“几十年都没有争吵”。小女儿说：“爸爸是很顾家的。原来身体不太好。妈妈在时，家务都是她做。他们挺恩爱的。”“我们长大了，要谈恋爱了，他是很紧张的。”“也许是我们沟通太少，自从妈妈不在，他总是没什么话讲，以前我们家挺爱开玩笑的。现在我们也不知怎么讲……” 言语之间，透露着对父亲的尊敬，因为“和为贵”，几十年没有争吵的家庭，毕竟是少之又少，彭伯临送记者出门时，递了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真诚·友爱”四个大字。下面是公司名、住址、电话。(张雪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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