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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很喜欢上海” 有一个故事。据说搞唱片的人都去上海录。录一遍听听不好，修改一下，听听不好，再修一下，反复几遍，到客户自己都不好意思苛求了，上海的录音师却还会自我约束地再查一遍；这事要在北京，容不得第二遍，北京的录音师早嚷嚷“差不多得了，怎么那么多事啊”。就是这个“差不多”的差别，让很多商业人士选择了上海。 1999年，越来越多的人到上海不再仅仅是旅游、休闲、消费，他们还把这里看作事业的又一个起点。大量外资公司亦纷纷转滩上海。去年11月从中央电视台到上海一家美国公司做高级主管的陈骞告诉记者，他觉得在上海越来越像在美国。 “我在美国、北京都待过，在北京每天都会知道总书记、全世界人民在干什么，好像这是很自然的。到了上海以后，开始我还买报纸，看新闻，慢慢发现你周围没人这么做，也没人跟你谈这些，大家就是注重眼前做的这些事，上海的新闻也不活跃。” 尽管为此苦恼过一阵，但陈骞也明白他的美国老板为什么坚决选择在上海做事，“西方人非常喜欢上海。在上海找得到他们在西方习惯了的一切生活方式。周末的时候，我和妻子坐在港汇广场的太阳伞下吃东西，孩子就在远处玩，那感觉和在国外没区别。这里环境也不像北京那么脏。” 对于商业社会而言，更重要的也许还是人的因素。对于上海人的职业感，陈骞一直存留着1982年第一次来上海的印象：“我在一家小国营饭店吃饭，人很多，都站着等坐，一个老师傅戴副雪白的手套就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收拾碗筷，动作非常利索，一次手里拿很多杯子，却绝不会让人感到受影响。 1982年上海人就是这么干活的，非常勤劳。我家楼下的24小时永和店，你哪怕是深夜3点只订20元的东西，他都会送来。是上海人份内的事，他就绝无怨言。尽管我不太习惯他们那么看重等级，但想想这对管理者来说应该是件好事。” 港人高建伟在北京遭受了一次长达5小时的堵车之后把他的“醉高台”餐厅选定在了浦东乐凯大厦，他说他看中这里交通便捷，更能感受到浦东蓬勃发展的势头。“这里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 然而也有一位台湾商人表达出了他对“快速”的担心，他每次坐出租车都让司机慢一些再慢一些，因为他有几个朋友4年前来上海投资做生意，每一年都有一个死于车祸。 让陈骞们感到欣慰的事还有很多，例如到上海机关里办事更像是进公司，解决不了的问题公务员帮着想办法，连警察都更温和；上海还在推行将各种磁卡--看病的、坐车的、买东西的、存钱的--都搞成一卡通行，以减少人们带卡的负担；除了汽车和住房贷款，第三种医疗消费贷款又在推出；上海的商业意识甚至体现在一张刚过期的报纸上，卖报人绝不会以同样的价钱在周六卖出一份周四的报纸…… 很多人把上海的重新崛起比作又一个香港，但只有上海人清楚，他们的目标不是香港。每年春节，世界各地的大财阀都来上海聚会，上海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看着世界舞台上的纽约、欧洲的表演。 “一个真正国际化的都市要有很强的包容力，它的评价指标除了硬件上的客观标准，还有软件，而这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市民的国际化意识，百姓参与政府决策的可能性。越是开放的城市越会考虑市民社会的需要。”吴志强教授说。(王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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