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作者彭东海拿出他买来的几种不同版本的《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和一摞搜集到的其他证据：“我的书被侵权了，到处都在卖我的书，我却拿不到一分钱的稿费。我也是做记者的，为不少人讨回了公道，却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

　　出版社和书商签的合同书上有我的名字，我却被蒙在鼓里

　　1995年9月6日，我和另一位作者李克菲，与中央××出版社签订了《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一书的《图书出版合同》。合同规定；出版社可以对作品进行修改、删节、增加图表及前言、后记，但改动结果应得到作者的书面认可；重印、再版应将印数通知作者，并支付报酬；出版社许可第三方以出版图书方式使用上述作品时，应将所订合同交作者一份，并支付相应报酬。

　　1997年1月，《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一书出版发行，总印数26000册。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书商王宏伟找到我和李克菲，说这本书目前印数太少，他想重印，问我们同不同意。我们说，我们与出版社有合同，能不能重印，你得跟出版社去谈。我将他带到了出版社。在王宏伟和出版社有关负责人都在场时，我提出了重印的三点要求，一是三方协商签订一个书面合同，以保障作者的权益；二是作者要审查封面；三是作者要亲自校对。

　　此后，这件事便杳无音信。这年的8月份，地摊上出现了改头换面的《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出版社和王宏伟在6月4日就已签订了重印合同书，合同书的乙方是我和王宏伟，可我并不知道此事，出版社也从未告诉过我，而且合同书的乙方只有王宏伟的签名，并没有我的签名。书出来后，出版社和王宏伟也没有向我支付稿酬。而据出版社与王宏伟签订的合同书证实，出版社向王宏伟收取了29250元管理费。

　　9月9日，出版社要我补写一个同意王宏伟重印书的证明，否则就不能领取一直拖欠我们的稿费。我只好违心地写了一句“同意书商王宏伟和出版社洽谈《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一书事宜”。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我当初提出的重印的三个条件。

　　可是，他们却无视作者的权利。出现在地摊上的《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不但封面改换了，而且封面上没有了作者的署名，内容提要、书的目录、书的内容、书中的照片都按照所谓畅销书的要求进行了“大手术”重新包装，使一本很严肃的书变成了一本俗不可耐的地摊读物。

　　按照当初我们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如果出版社许可第三方以出版图书的方式使用这部作品，应由出版社给作者支付稿酬。可是直到今天，出版社仍未给我们稿酬。

　　为打官司，我花1000元买回两本侵权书

　　1997年8月初，有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在长春街头的书摊上看到了新版本的《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我很吃惊。不久，我在北京的书摊上果然看到了这个新版本，不但封面改换了，定价也由原来的14元变成了19.5元，书名没变，封面上却没有作者的名字。我花了近400元买回了20本侵权版本的书。

　　又过了不久，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我早年的一位领导。他寒暄了几句后，说：“我发现了你们那本书的一个新版本，封面弄得很神秘，是竖排的繁体字，好像是港澳出版的，定价港币99元，台币320元，封面上有‘绝密’二字，却没有作者的名字，但书名和内容跟你们那本书一样。”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买一本。他说：“可以，1000块钱一本。”我说：“太贵了，怎么说，也要不了1000块钱一本。”他回答说：“贵什么呀，你好好想想，将来官司打赢了，按这个定价还不要赔你个20万、30万的，花1000块钱就拿到一个证据，够便宜的了。”电话里一番讨价还价后，对方终于同意1000元给两本书。为了搜集到证据，我咬牙认了。

　　这年的11月份，又有人在上海的书摊上发现了另外两个新版本，一种是16开本的，一种是大32开本的。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这本书到底有几个版本，到底印了多少册。

　　侵权的书一种接一种出来，我们没得到一分钱稿费，却有人一次次找我们要稿费。一位我采访过的老干部说，你将采访我们的材料出了那么多书，赚了那么多钱，我们这些给你提供材料的人你应该付报酬。尽管我一遍遍向他解释，说那些都是侵权的书，我一分钱稿费都没拿到，可是他怎么也不相信。

　　侵权书出来后，我还要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误解和责难。一些我采访过的老干部纷纷打电话指责我说，你是一个部队作者，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将这么严肃的历史书包装成下三烂的书，而且里面错字连篇。他们批评我太看重钱，不注重名节。

　　我不但满腹委屈，还背着黑锅。仅仅为了洗刷自己，我也得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去年3月，我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将中央××出版社推上了法庭。可是开过庭后不久的9月24日，我接到了法院下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结果是：本案中止诉讼。理由为：重要证人王宏伟下落不明，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无法继续审理。

　　第二天，我就向法院递交了异议书，我认为，证人是证据的一种，既然是证据，那么举证方负有举证的义务，不能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本不会导致无法继续审理，更不会导致无法做出判决。而且，裁定书中所谓的“重要证人”王宏伟，并未被我和被告列为证人。如果王宏伟永远下落不明，此案岂不将永远中止下去？那么我们的合法权益就将永远地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吗？(本报记者吴苾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