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4至7月间，北京师范大学派出31名博士生、硕士生到贵州省修文、开阳、息烽三县支教，3名同学担任县教育局副局长，其他同学在17所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担任副校长或校长助理。支教期间，他们对当地的教育状况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支教结束时提交了14份调查报告、19份学校发展规划。他们的活动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面对贫困地区教育现状的思考，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和教育部门领导的重视。本刊从今天起陆续发表他们撰写的部分文章，以飨关心西部教育发展的读者们。

　　在我们到贵州支教的第一天，校长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减负。为了深入了解情况，我们支教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包括发放教师、学生问卷、访谈、座谈等(问卷规模接近1000份，涉及三个乡镇19所中小学，调研涉及5个乡镇30多所中小学)，调查侧重在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之一：减负后学生在做什么？

　　学生是减负的最大受益者。据调查，大多数教师把作业时间定在一小时以内，其中有45.3%的教师布置作业量在半小时以内或基本不布置作业，有50.3%的教师作业量控制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学生基本能按时完成作业(占92.0%)。另据了解，教师对作业的完成情况也不允许作硬性规定，在小学阶段，很多学校大量开展活动课，丰富学生的学习，这说明当地学校基本落实减负政策。与学生座谈时，学生反映：“轻松多了！”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家长和教师普遍反映，现在学生课余时间多了，但是学习成绩不见提高，反到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赌博、早恋、打架成风。据当地的老百姓说，现在街上生意最火爆的要数游戏厅和小说出租了。更为可气的是，当教师和家长要管教这些正在疯玩游戏的学生时，他们脖子一拧，头一歪，有恃无恐地说：“现在都在减负呢！”

　　问题之二：减负后教师怎么想？

　　由于减负的负面效果的出现，教师和家长逆反心理相当严重。调查结果显示：有49.1%的教师认为减负政策与当地情况不符，31.8%的教师认为减负政策能够促进学校的教育教学，还有19.1%的教师认为这项政策对学校教育教学没有多大影响。

　　在实地访谈中，我们发现，相当多的教师反对减负大致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减负给教师的工作带来困难，教师很难把握教材的要求尺度，对学生缺乏有效的监控，教学任务完成相当困难。二，减负使学生没有清晰的价值选择判断，又缺乏家长监督的情况下，放任自己的学业，造成农村学生升学率大幅下降，拉大城乡学生就学的机会差异。三，助长了社会上的读书无用论，加大了社会对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干预。许多学校疲于应付检查，学生负担不减反增。四，农村缺乏课外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农活又重，学生本来用于看书的时间就少，减负之后，家长反映强烈，认为学校这样做是误人子弟，加上义务教育的欠费问题等因素，学校和家长的关系日益僵化，学生流失有抬头的趋势，厌学现象普遍。

　　另一个调查结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上述观点：教师认为教学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学生的水平(66.8%的选择率)，其次是社会的不配合(35.5%)，位于第三位是认为自己的信息量不够(19.8%)。

　　问题之三：贫困地区的减负怎么办？

　　如何结合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切实开展减负工作呢？我们认为，首先，加大对减负的宣传力度，消除人们，尤其是教师和学生对减负的误解。事实上，减负只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减负的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学业能力，并不是减掉一切，也不是放任学生学业。其次，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减掉一两节课了事，而是应该因地制宜。决策部门应该区别城乡之间减负形势的不同，研究如何结合当地实际解决贫困地区减负问题给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保障当地学生享有与城市学生相同的升学机会。其三，学校要主动加强与社会的合作，立足社会，做好服务工作，充分挖掘社会教育资源，为丰富学生减负后的课余生活提供可行和有效的空间。(北师大教育系1998级研究生覃壮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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