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的穷国争先恐后把自己的经济纳入全球化轨道、试图从中获得某种好处的时候，今年上半年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招来了广泛的批评和抗议，认为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使贫穷的国家更加贫穷。

　　但是，全球化抗议的声音从总体上讲仍是脆弱的。古巴那位很酷的要招人暗杀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曾经建议，77国集团中的石油输出国应该向贫穷国家提供更便宜的石油，因为他认为人均年收入为43000美元的瑞士与人均年收入84美元的莫桑比克以同样的价格购买原油是不公平的。

　　一年收入43000美元不是瑞士人的错，他们也不会为莫桑比克的贫困多付一分钱的油钱。卡斯特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建议当然没有结果，这表明，穷帮穷的行为原则并不适合今天的世界。

　　如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物污染显而易见。然而，在对生物污染采取措施的时候，如果要求日本和阿尔巴尼亚采取同样的标准，显然比瑞士和莫桑比克享受同样的石油价格更不公平。

　　当南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下更大规模开发原始森林从而引发黄热病的时候，欧美发达国家受到威胁的可能性很小。非洲和美国的差距是，魔术师约翰逊感染艾滋病以后，照样可以参加奥运会并到各地进行表演，而非洲人相信和处女作爱能治疗他们的疾病，国际社会对他们的主要帮助措施之一就是为他们分发更多的避孕套。

　　英国在找到疯牛病的传染原因之后继续向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欧盟出售饲料型牛肉的行为不难理解，人们会觉得不这样做反而不符合英国人的历史形象。

　　看来，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觉生物入侵比跨国公司更加危险，发达国家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生物危害之间的差别可能比全球贫富分化对人类威胁更大。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同样会分担这种损害带来的恶果，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今年，西尼罗热首次在北美发作，纽约死掉了7个人。

　　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平等，生物入侵的危险也不平等，或许，全球化更加紧密之后，人类最终的生存原则会相对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