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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宋鹏飞 (导言)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最称为国内首位向公众透露名字的艾滋病感染者的宋鹏飞又一次成为新闻热点，但是，没有太多媒体注意到他的仇恨，以及仇恨背后种种的恐惧。 11月30日下午，少年宋鹏飞坐在位于北京丰台远郊的出租房里，这是一座被列为“危楼”的六层建筑，三四楼单元的门上用粉笔标志着裂带所在，而他们一家就住在五层。 作为国内首位向公众透露名字的艾滋病感染者，18岁的宋鹏飞身上有一种这个年龄不该有的仇恨和不安，以及两年来轮番和医院、地方政府、司法机关、律师以及媒体打交道落下的成熟世故，采访之初很难，他不停地说：“你们爱怎么写怎么写，反正我脸皮已经很厚。”而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让人想到前卫和反叛的新新人类，天质不低，言谈大胆，我竟然想到了韩寒。 现在，宋鹏飞一家生活在窘境中，除了实施年需15万人民币的“鸡尾酒疗法”，由美国一家国际艾滋病援助基金会提供药品之外，每月含电费在内的600元房租、生活费完全没有来源。父亲宋希善原本经营的小矿业也因为背井离乡无法继续，加上儿子的病和重重官司，他们无心生计，全靠好心人的点滴帮助维持下去。 因病迁徙 因为宋鹏飞这让无数人闻之恐慌的病，这个原本在山西临汾农村过着小康生活的家庭辗转流离，处于被不断驱赶的状态中。 1998年2月6日，宋鹏飞不小心坐到沙发上放的一把剪刀上，大腿内侧被刺伤。十天后因伤口感染到临汾第二人民医院复查，医生建议动手术，术前输血300CC，术中因为不割断大腿动脉，又给他紧急输血约1000CC。后来才知道，血液来源是一个血头拉来的一位和宋鹏飞年龄相仿的男孩。 几天后，主治医生建议宋父转院治疗，于是他们来到北京304医院，入院检血中发现宋鹏飞HIV呈阳性，医院当即要求宋鹏飞出院，片刻不得耽搁。他们只得在走廊冻了一夜，次日，医生才告诉宋父，他儿子得了艾滋病。3月份，因为把家底几乎都花光了，他们只好回到老家，面对他们的是更加无情的驱逐。 肇事的临汾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到他家慰问，走后把他们身上穿的白大褂、戴的口罩全扔在村口，后来市里领导也戴着橡胶手套来，仍不敢跟宋鹏飞握手。这些奇怪的举动引起了乡人好奇，很快，宋家孩子得了“脏病”的消息传遍了四乡八里，亲戚朋友们不再登门不说，还有许多奇谈怪论传出来：“他们家的水流出来都是有毒的。”“他们家扔出来的咬过的苹果要是让你家的狗吃了，八成要死掉。” 他们家成为村里的“孤堡”，跟原先人人巴结奉承的局面完全不同，附近的邻居纷纷搬家。不久，村里一百多号人自愿开着车到市政府请愿，要求采取措施不让宋家继续在村里居住。 在种种压力之下，宋家只好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他们的考虑，一是北京方便医治，二是为了打官司方便。他们要告的不仅是临汾第二人民医院，还有那家首次将宋鹏飞的真实姓名泄露出去的国家级新闻媒体。那家媒体使得宋鹏飞被迫成为中国第一位有公开姓名的艾滋病感染者，成为众多媒体的公共资源。 每当临近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必然有各种媒体上门来采访，作为艾滋病宣传的一部分，这种不设防，虽然让他们得到了社会救助和关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他们的精神压力和邻人的恐慌。就他们现在住的“危楼”区而言，附近十几栋楼的居民都知道这里住着个“艾滋病人”(其实宋鹏飞只是艾滋病感染者。)人人避之惟恐不极，所以，宋鹏飞一家认为“危楼”实际上保护了他们。 自己救自己胜过一切 为了自己的病，染病时候年仅16岁的宋鹏飞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方式寻求援助，除了把希望寄托在律师能够打赢官司争取回医疗和生活费之外，他还努力寻求了“外援”，一个小小少年的勇敢与大胆展现无遗。 1998年4月，宋鹏飞查阅艾滋病网页时，发现了世界艾滋病大会的会议通知，那份通知鼓励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参与会议，宋鹏飞当下在网上给自己报了名。不久他接到了与会的邀请涵，8月，他独自一人，带着悄悄办下的护照登上了前往马来西亚的班机。在那次会上，据说有数百名中国官方卫生部门的官员与医生学者，却没有由官方渠道参加的“中国病人”。 宋鹏飞在会上作了约20秒钟的发言，说明了自己得病的缘由，并希望得到参会医疗机构和组织的帮助，果然，这次会议为他争得了一年后临汾第二人民医院对他“断药”后的国际援助。 我有很多“敌人”和三四个朋友 现在，宋鹏飞身上积攒了很多强烈的仇恨情绪，这仇恨包括对让他染下这带来无数祸害的病的那些人：医生、血头、还有后来的各级官员、法官和律师、纷纷来临却没有多大帮助的记者们。我很难判断这些怨恨是否有道理，但是正处“叛逆”的成长阶段，以及他在无处容身中不断迁移的遭际，使得他的仇恨和那么点没有太大恶意的所谓“复仇”成为合乎情理的事情。 唯一例外的是那个当属于他的直接传染者、那个大他一岁买血的男孩，宋鹏飞说他后来来北京向他道过歉，而他之所以染上艾滋病毒也是因为血头把几个同血型的买血者的血抽出血清后“回抽”，他其实也是另一个受害者。宋鹏飞说：“从那以后就没有他消息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说这话的时候，他很有股“人在江湖”般的感世伤怀。 他改变对我态度的标志是不再说“你们你们”了。他说他有少数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大学生，有人大、北师大红十字会的会员，主动上门跟他交上朋友的，教他电脑软件的使用方法、聊天。只有在那少数的时候，他才感到轻松。他很少出门，也不大看电视，这些以志愿者的初衷过来后来成为他好朋友的同龄人，是他和这个世界有限的真诚联系。 正在我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来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孩。这位深夜来访的侠客进门就自称“鹏飞的朋友”，其实他们只是第一次见面，他今天在北京地铁里拿着一张登有宋鹏飞新闻的报纸，向乘客募捐，一天下来，他自己觉得成绩很好，共募得了480元。 他说他第二天还要去，但是需要换一个活动区域，免得碰上头天的那批乘客。在一天内，有一个中年男子说他是骗子、一个妇女骂他无聊，还有一个老人要把扭送到派出所。这个口才很好，专业却是烹调的男孩的到来，基本化解了宋鹏飞对我的敌意。(巫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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