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23日，上证综合指数也顺利创出历史新高2125.72点，这个位置离去年的收盘指数1366.58点，足足上升了58.5%。

　　第二天，各大证券传媒都刊发了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就保护投资者利益问题发表的谈话：“自去年7月以来，中国证监会对236件违法违规案件进行立案调查，在加强地方派出机构力量的同时，成立了九个稽查局，建立了证监会稽查局与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沪深证交所实时监控系统已进一步完善，可即时监控每一个客户买卖情况，今年11月初集中核查涉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28起案件。”

　　当日，市场上关于清查大户加强以及处理关联交易的种种说法四起，深沪两市指数急挫，上证指数一天之内跌去3.5%，深圳成分股指数也跌去3%，是年内单日跌幅第二的记录。仅仅是两个交易日之间，市场出现了和今年绝对大牛市节奏很不和谐的大震动。

　　有市场分析人士敏感地指出，本届证监会今年上任以来就一直倡导“市场化”，“市场的事情市场自行解决”，而“不以调控指数为目的”，但是此次在市场屡创新高，本身便面临巨大调整压力的背景下。发表“严厉打击操纵市场行为”谈话，正是再次显露出政策调控的痕迹，也明显有悖于其一贯主张的监管思想。

　　这一切异常并非空穴来风。10月初，一场针对整个基金行业的战争由《财经》杂志引发。它发表了一篇直指基金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

　　10月16日，10家基金公司在国内三大证券报上发表“严正声明”，称《基金黑幕》一文“颇多不实之辞和偏颇之论”。10月19日，《财经》杂志接着在同样的地方发表了“严正声明”，称自己的报道“有正当来源和可靠依据”。其后，双方陷入了一场互相指责的拉锯战。

　　最需要站出来的中国证监会保持了长时间的缄默。这家开始获得越来越多赞扬和认可的“是非”机构显然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们该说些什么。还是中国证监会的首任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站出来表示，在法律还不明晰的情况下，不宜过早地界定白与黑，他认为，基金的“责任与权利不对称的问题”迟早会解决，而现在，“基金只有2岁，2岁的孩子可能会尿裤子，要允许他撒尿”。

　　在网上关于基金黑幕的讨论中，短暂的愤怒之后，更多的业内人士认为，对基金公司来说，两年来运作系“纯白”或“纯黑”都似乎不大可能。违规现象是存在的，关键是不是如文章所称的那样是“大量的”、“全行业的”违规。

　　一篇名为《基金黑幕早已不黑》的文章很现实地指出：“今天的证券市场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无论是管理层还是理论界，无论是大机构还是普通投资者，都承认证券市场中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也就是所谓的‘内幕’，而且这种‘内幕’以及操纵这些‘内幕’的手法也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在投资者中广为传播，并且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同。”

　　此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对外开放形势下的中国证券市场研讨会”上不点名地评论了近期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基金黑幕事件”。他坦承，证券业出问题证监会要负责任，同时将“基金问题”定调于“市场发育过程中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在发展中规范——换句正规的话说就是用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与此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引人注目地公布了一组数据，1999年6月到今年5月一年间，上海股市里机构投资者平均持股期限为95天，比个人投资者要多10天，“作为机构投资者中坚力量的证券投资基金在长期投资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以截止到1999年初上市的6只规范基金为例，它们在去年全年的股票平均持有期限为220天，而当年沪深投资者平均持股期限仅为105天”。

　　这份报告认为，包括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期限远大于散户，在引导市场资金流向、倡导理性投资方面，基金的投资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一切似乎开始复归于平静。然而10月31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又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表达了与此不同的看法，这位以研究制订经济政策和制度著称朝野的经济学家，称自己对《基金黑幕》所报道的内容“很吃惊”，“没有想到”，进而态度坚定地希望，如果报道属实，有关部门应用法律手段予以制裁。

　　有关人士分析，吴的看法应该是代表了另外一些管理部门的意见。而且针对的也不只是基金违规操作，而是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思路和态度。

　　12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名为《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的“一家之言”，不点名地指出，目前依法监管的软硬件都比较完备了，剩下的就是认识和操作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业内却出现了‘中国证券市场尚幼论’——中国证券市场只是10多岁的孩子，而基金更只有两岁，市场应允许他们做一些与他们年龄相称的事。此种观点的出现，无疑是把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推到了前台，那就是证券市场要不要依照法律办事？基金的‘年龄’虽小，但是否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文章强调，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首要任务，对尚幼的市场和尚幼的基金的宽容，都“必须要从维护市场规范而稳定发展的大局出发，必须要从保护万千投资者切身利益的大局出发，必须要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出发，一味地溺爱只能是适得其反，危及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显然，“基金事件”并没了结。11月底，业界纷传，针对“黑幕”揭示的基金操作中“对倒、对敲、高位接货”等问题，中国证监会已于近期陆续派出工作组进行专项调研。而此前，原定于年内推出的开放式基金也开始“没有时间表”了。

　　市场纷传的消息说，此次调查确切地讲是“查大户”，将要受到处罚的不仅仅是基金，中国证监会一再强调要“超常规发展”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基金、券商、上市公司、三类企业和各类民间半民间投资机构——都不同程度受到“株连”。

　　12月9日，股市中赫赫有名的新疆德隆在媒体上公开露面。这家超大型私营企业集团，因其在证券市场成功地运作湘火炬、合金股份和新疆屯河三只著名大牛股而被看作中国第一大牛庄。

　　1997年11月，新疆德隆开始入驻湘火炬，3年来湘火炬累计涨幅3000%，合金股份累计涨幅2800%，其控股比例仅占第四位的新疆屯河半年涨幅也达250%以上。在证券市场上仅仅是传闻与德隆有某种关系，不管上市公司如何百般澄清，股价仍会有连锁反应，阶段涨幅也至少在百分之三四十以上。德隆系超级大牛庄的形象在投资者心目中已几近神化。它做庄的湘火炬以火花塞、刹车系统、汽车灯镜为主营产品，其火花塞在国内主机配套产品中的占有率达到55%。而合金股份是中国最大原镍基合金材料生产企业，生产的汽车火花塞电极材料占全国使用量的80%以上，居行业垄断地位，与湘火炬一起构成新疆德隆的大汽配产业支柱。

　　与新疆德隆同样在众多的中小投资者耳熟能详的名字还包括首创系、明天系和哈里、正大投资以及淮海投资等等，这些被称为“特大主力”的职业投资机构，资金规模动辄以十亿元计，或者是先通过二级市场介入，同时参与企业的资产运作，使一级市场配合二级市场走势，也有些是直接在二级市场运作，还有一些非常善于跟庄。

　　此外，证券公司在市场上也常常被看作庄家。德尔加投资的研究人员刘明曾在几家大券商处负责发行和自营，他介绍，多年来，市场上证券公司做庄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最典型的是新股承销或者配股发行，承销商都有约定俗成的护盘义务，把价格维持到每个位置有利于公司的筹资。还有很多券商有上市公司的参股，然后再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互相之间利益捆绑，利用公司的题材推高股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已经不存在的以往几家行内规模大的证券公司利润回报很大，主要就是得益于此类业务。“这种做法可以叫做庄，但是国外也有，叫的是投资银行业务，”刘明认为，这些护盘控制价格不一定就是坏事。不过近一两年券商明显已经没有以前在炒作股票上那么投入，实际操作也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主要原因是新的市场机构越来越多，使得基金延揽做庄和实际做庄的难度都增加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从业人士对记者分析，中国股市上，券商是最早的市场主力机构，然后是各类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1997年前后，在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之中积累壮大的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1998年，新证券投资基金粉墨登场，而且一度被看作中国股市的希望之星。1999年，“5.19”特大行情开始，主要是以机构形式出现的职业投资者主动出击，加上新基金规模壮大，成为这轮行情的主力军。2000年，基金规模已经超过券商的注册资本，入市的三类企业资金数量也蔚为大观，职业投资机构的作用更是日趋强大。记者接触到的一些职业投资机构更喜欢用战略投资者来替代庄家的叫法。

　　叫什么其实只是一个说法，重要的是，“集中核查涉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28起案件”公布之后，一路高歌猛进的股市指数在12月变得步履蹒跚起来，12月5日和12月11日，沪深股市相继出现较大的下跌。

　　不管这一次下调是实质性的下跌还是一次回落探底，由成交量和买卖盘来看，一些大资金在坚决出货。抛售者的心态或者是杯弓蛇影，或者是兔死狐悲，又或者真正是对市场不看好，但落实在市场上的结果都是相同的，轰轰烈烈的龙年行情，在尾段开始慢慢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