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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多中国之做多之后的是做空?

http://edu.sina.com.cn 2001/01/05 16:02   三联生活周刊

  沸腾的龙年股市让这个市场内外的人心情沸腾。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朱生球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明后两年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运行格局依然看好。他认为,尽管2001年股市可能因为国有股减持和创业板分流导致资金需求压力较大,但是随着证券市场资金供给渠道的进一步拓宽,市场资金供求矛盾并不十分突出,他保守估计2001年资金供给预测数据为7500亿元,有能力推动股指上涨30%~40%,因此“2001年上海综合指数可望上摸2600点”。《新证券》主编董少鹏也持类似乐观态度,他认为明年上证指数完全有可能达到3000点。

  更乐观者希望在中国股市跨越10周年的历史时刻为未来10年描画蓝图。“我国证券市场未来10年将快速扩张,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预计,即使按市值仍占GDP50%的比重计算,到2010年中国股市的市值将达到13万亿元,上市公司超过2000家,上证综合指数将超6000点,深圳成份指数逾18000点。

  比他更大胆的是上海市经委主任黄奇帆,“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按照经济学规律和欧美股市的参照,股指的增长一般是GDP增长率的两倍甚至几倍,”黄据此预测,用大约10年的时间,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将有攀升至10000点之可能。平安证券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明确提出,中国股市可能出现长达10年的牛市。报告的理由是,经济学界普遍预期中国经济可以在“十五”及今后更长时间内保持名义GDP将近7%~8%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较美国的平均3%强,比英国的2%强要高得多。

  乐观情绪不仅仅来自股市。12月4日,国家计委宣布,今年国内经济发展出现重要转机,预计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左右,扭转了近两年增速下滑的局面,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进出口都将有一成以上的净增长。

  “毫无疑问,今年国内经济形势的复苏为上市企业提升业绩提供了空间。”方泉指出,“股市与国民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强。”在《亚洲周刊》10月评出的大陆股市100强中,只有1家出现了亏损。深沪1063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今年最高时达到4.7万亿,约占GDP的一半。两市的开户数已经超过5200万户,其中今年新增的就有1000多万。

  但方泉和董少鹏等市场中人也一致认为,GDP的增长与股市的牛熊并没有正相关关系。很多被采访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年初的时候,有中央领导问证监会官员,为什么美国经济从1992年到现在,经济上增长的幅度不到一倍,但股市则从2000多点上升到10000多点;而中国经济从1992年到现在,增长幅度比美国大得多,但股市几乎没有增长多少。

  “从基本面上,今年股市的动力在于,国家对股市的认识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证券市场算得上前辈的方泉清楚记得10年中的每一个历史拐点,“4年前的12月16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把当时到1258点的股市比做脱缰的野马,鸡犬升天,直接导致了那一次大跳水;可去年‘5-19’之后,《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把当时1471点的行情称为恢复性上涨——而此时的上市公司业绩与1996年相比并没有提高,相反还有下降的趋势。”

  方泉把这个现象比喻为“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但管星星的人的观念变了”,以前国家只是把股市当成一个融资的渠道,后来又希望用股市的钱解决国企脱困问题,大批劣质的没有投资价值的国企被推入股市。“现在国家思路已经很明确了,证券市场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更应该从产业调整和优化资产结构的角度,它对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科技含量将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并通过对社会结构重组,产生新的经济增长。”

  “因此,今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出台政策之多和决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股市多次发生了大震荡。每次起跌回稳,都有管理层维护牛市的动作。政府迫切希望股市‘做多’。”

  政府的这种“做多”期望更实质性地表现在它对拥有巨量资金的机构投资者这一市场主导力量的培育之上,在一年多前,市场上真正合法的资金只有一种,来自中小投资者,短短一年时间,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流被革命性地打开。“而事实上,从‘5-19’之后,这个市场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讲究长线运作的机构战略投资者,他们的脑海里只有重组,把低价大盘国企股重组为最酷的大型控股公司,这是他们最大的获利点。”

  与方泉在《证券市场周刊》连载对话的K先生对《三联生活周刊》说,“从这个角度讲,这些股市包袱在一些条件作用下,是空间极大的市场资源。”

  在这一点上,中国最大的政府利益,最大的市场利益和最大的机构利益,轻易地达到了根本性的一致。“低价大盘股在今年的大规模启动,实质上就是超级战略投资者开始整合大型国企上市公司,尤其是对那些积重难返的仅靠政府力量无法改变的夕阳西下的公司,”方泉认为,市场力量的有效发挥肯定会得到政策面的全力支持,甚至是超常规的支持,因为这是在帮国企三年脱困排忧解难,也是资本市场从更高层次服务于国企改制的功能发现,其意义比简单的上市筹资要深刻得多,“它完全代表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政府和市场的最大利益选择,即使这项工程的操作难度极大,也无改势在必得的信心。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大盘国企股行情目前还仅仅处于热身状态,真正大行情起来,完全有可能让人全目瞪口呆。共同做多,这是中国股市未来走赢的最根本所在。”

  一种普遍的认识是,中国10年的股市是政策市,今年尽管证监会一再强调,市场的问题要用市场来解决,但毫无疑问,稳定和利好的政策消息依然在支撑着整个大市的向上方向,这其中包括对机构投资者的重视和配合。“然而,政策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事实上,我们能看到的利好政策已经基本上用尽。”

  著名股份制专家、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刘纪鹏认为,目前证券市场尚未明确的最重要的两项政策——减持国有股和二板——都带有明显利空的色彩。“现在上市公司总股本中还有2/3不能流通,按现在资本市场发展的速度,不算以后每年新上的股票,消化现有存量至少需要20年时间。而二板整个是个早产儿,至少在资金这个层面会给主板市场造成分流。”刘说,“对于我们这个仍然过分依靠政策推动和资金拉动的市场来说,明年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

  “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的市场受政策的左右,而政策是很不稳定的,”刘纪鹏说,尽管目前国家对证券市场态度前所未有的积极,但政策的不可预知性依旧让股民心态脆弱,甚至一个证监会主席的替换都会给市场带来很大波动。“从根本上来讲,对一个成熟理性的市场来说,需要的是稳定的制度。”刘纪鹏的忧郁是显而易见的,“可惜的是,我们的制度建设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在中国资本市场当中隐藏着结构性危机,如果跟资本市场的虚拟泡沫结合起来爆发,其毁灭性要远远超过西方单一泡沫造成的暴跌。”

  K先生并不完全同意部分市场人士对国有股流通和二板的悲观看法。“国有股上市最大的问题无非是二级市场抛售和承接的问题。脑筋急转弯一下,不抛售不就没有问题了吗?”K先生个人最倾向的方案是将相当数量的国有股直接组合成开放式基金,再以基金单位投资股市。“这样既实现市场的快速扩容,又可以迅速培育大批专业投资机构。在政府的利益、市场的利益都需要做多的大基本面跟前,你又有什么理由选择一个让市场趴下的方案呢?”

  然而,K先生对刘纪鹏的结论和制度忧郁深有同感,作为市场中人,他甚至比学者型的刘纪鹏更痛感制度不完善对这个市场的阻碍甚至损害已经越来越直显。

  “中国资本市场面临一次很深的制度性的大变革。”K先生说,“问题越来越清楚了,如果说机构投资者的地位和资金来源已经由一年多来的政策推进得以解决和合法化,那么现在该是解决市场游戏规则的现代化和合理化问题了,但它涉及到与现行的公司法和证券法的直接冲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

  “如果说5·19行情主要是政策推动,那么到了今天的市场规模,制度推动跟不上的话,市场必将面临一次深刻的调整。”K先生在此表现了极大的隐忧,认为这甚至有可能成为市场大调整的重要问题,因为“从这一角度讲,5·19行情结束了,下一个牛市将取决于制度的建立。”

  作为战略重组的最积极鼓吹和实践者,K先生举例说明现行的《公司法》有多么不合时宜,比方说其中的一条规定:企业兼并金额不得超过其注册资金的一半。“按照这条规定,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那些动辄上百亿美元的跨国并购都不可能发生了。”K先生指出,今天的并购重组大部分并不真正动用资金,而是通过股权转让和置换直接完成。“我们现行的《公司法》还是极其落后的工业化时代思路。”K先生说。

  更敏感的还是目前股市满城风雨的机构做庄问题。刘纪鹏和K先生同时都提到了美国的做市商制度。“二板如果按目前的办法出台且运行,我想大家最好不要抱太大热情。”K先生断言道,“全世界的创业板,只有美国比较成功,因为那里有一个成熟的做市商制度,说白了就像我们的做庄,但这个庄是公开的,买进卖出都要透明,微软、思科就是这些做市商有计划几年、十几年成功运作的结果,你也可以说是华尔街那些最伟大的战略投资家史无前例的代表作。但我们的《证券法》是不允许做庄的,香港创业板也没有做市商,结果一败涂地,你怎么办?指望机构像散户那样去乱炒一气?这和建立成熟市场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基金黑幕事件确实就像皇帝的新衣——市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在做庄,也知道不能没有庄家,”刘纪鹏说,如果有透明的制度,机构可以公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市,但我们没有变暗庄为明庄的做市商制度,“一旦窗户纸被捅破,不仅仅是每个人都尴尬,所有的做庄行为都在构成法律问题。”

  K先生和刘纪鹏的希望不言自明:尽可能快地修改《公司法》与《证券法》,给机构投资者这个市场新的主流和主导势力更宽松和透明的制度空间。但据《新证券》主编董少鹏介绍,《公司法》的修订应该能在明年基本完成,但《证券法》去年7月1日才刚刚正式实施,近一两年修改的可能性不大。

  事实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在11月初已经指出,在市场建立过程中,不可能开辟一个完全隔离的实验室,试验好样板再照样实施。即使相对成熟的市场也要针对市场出现的违规现象和风险,随时调整做法,随时修改法律,“在这方面调整法律相对来说是容易的。可是对市场基本面的东西,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形成的特定市场文化,则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的”。

  在采访中,由于身份、立场和观察角度不同,不同的人对制度缺陷会在多大程度影响明后两年股市走势的判断不尽相同,但所有人的一个共识是,我们不仅要发现问题和错误,更重要的是去寻找问题的根源,不是去谴责和处罚出问题的人,而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优或者次优选择。

  不管政策的力量是否用尽,政策总是靠不住的。再往前走,中国的证券市场将遇到一个制度不健全的雷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得不直面雷区的时间因为一篇文章被不经意地提前了。中国的股市又走到了一个分界点。在快乐的龙年行情面前说这样的话是扫兴的,但市场的变化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是最风云诡秘、利益绝对至上的资本市场,即使每个人都在高谈阔论或者真心希望做多。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一切都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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