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为师，终身为父”。30年前，用这话来形容高等学府中导师与门下研究生或是博士生之间的关系，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但今时今日，很多高校里的博士生听到这句话，或许会嗤之以鼻。现在，都管导师叫老板！

　　“老板雇佣制”，已经让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堪忧，师生关系走向异化。

　　统计显示，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由1999年的5.4万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万人。中国由此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但另一方面，50%的用人单位却认为国内博士生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

　　大学里，博士点申报像摊大饼似地蔓延，但博士生导师却从学术领路人变成了学生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有的博导不认识自己带教的博士生；很多博导认为自己指导的博士数不宜超过6人，但“超负荷”的博导却高达46%，最多的一名博导同时带教47名学生……不久前，由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领衔完成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只是揭开了高校博士生培养问题的冰山一角。

　　“学生有问题，导师可以监督；但若导师有问题，又怎么保证他受到制约呢？！”眼下，很多博士生发出呼声，希望主宰他们命运的“老板”们，也能受到制衡和监管。

　　博士宛如“沉默的羔羊”，即便被迫转行、被当成廉价劳动力，绝大多数也不敢和执掌他们前途的博导们叫板。

　　就读于北京一所理工名校计算机系的金晓旭，自称为“五年级的研究生”。从2006年本科毕业时被保送硕博连读，他就开始了“泡”实验室的生活。早上9时进实验室，晚上10时出门，这样的“朝九晚十”至少持续了三年，但很多科研投入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在做“无用功”。

　　金晓旭所在的“虚拟现实实验室”，是一条规模庞大的流水线：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加起来超过100人，导师就有10多个。

　　硕博连读第一年，金晓旭在和自己的导师交流后，被分到一个与网络相关的研究小组。谁知按部就班的读博生活，突然遭来了“晴天霹雳”。

　　“有一天，一位师兄冲到实验室宣布，网络方向的研究小组成员马上要解散，大家可能都得转方向。”金晓旭回忆，之所以要转方向，是因为导师在网络专业方向上的科研课题“断流”了：没有新的课题项目，就意味着没有科研经费，所有的工作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金晓旭和他的同门师兄弟们不得不各自“转行”。金晓旭从网络方向，转到了图像处理小组。“转行”跨度之大，连他自己都咋舌。到了新的小组，他要花时间重新钻研新的专业领域，前两年的积淀前功尽弃，等重新“找到感觉”，硕博连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三……

　　金晓旭自嘲为“不幸的少数”，却也无法责怪自己的博导：“导师两手一摊说他也没撤，我能找谁去理论？”

　　在这一级博士班上，即便是顺利读博的那大多数，也未感到自己有何幸运。金晓旭的“好哥们儿”秦阳阳，和他是同一级的硕博连读生。拜名教授为师，乖乖“打工”做课题，每个月的补贴比同学们还要高出不少，但秦阳阳的幸福感却一点不比别人高。

　　“读博，简直就是把自己给贱卖了。”秦阳阳说，在理工科院校，学生一边给“老板”打工，一边学东西、做科研，这是常态。但如果算一笔经济账，心里总不是滋味：相同的打工量，相同的精神压力，与公司白领别无二致的生活节奏，但收入却只是白领的对折。

　　按照周光礼的看法，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与要求学生完成课题任务之间，其实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参加课题和帮导师打工之间的边界不明。如果这一关系处理不当，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调查中，很多博士生都反映，有些导师把他们当做了廉价的高级劳动力。

　　“一个人可能是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一位糟糕的导师。”马克斯·韦伯的这句名言，在如今的高校，被无数次地验证。

　　在听说了很多“过来人”的谏言后，眼下的一些新科博士生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是选一个有名的“老板”，还是选一个“无名”的导师。当前辈师兄师姐真实领教了圈内“大拿导师”的真实面目时，后辈们对名导的美好憧憬也开始支离破碎。

　　沈原晶，在内地一所211大学念完本科与硕士后，如今在上海的一所文科名校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本科就读于大学中文系基地班，沈原晶渴望保研后，跟随在学术圈炙手可热的C教授读硕。大三起，沈原晶便和博士生、研究生一起，旁听C教授的课程。

　　“C教授非常忙，他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受邀做报告，还要去国外访学。他的一些低年级研究生甚至由他的博士生代为指导。”作为名教授的“见习弟子”，沈原晶很难找到机会向导师请教问题。在此期间，她为C教授做过资料收集，当过讲课助教，甚至像个秘书一样帮导师提包，定期去邮箱取信件……

　　研究生报到日，沈原晶被通知，C教授的硕士生因满员无法“超载”，她将被调剂到另一位导师那里。被“调剂”的导师40岁不到，但凡学业上有困难需要请教，新导师都会放下手头工作，指点迷津。倘若学生主动提出要帮老师做些事情，新导师一概谢绝。

　　另一方面，沈原晶不时从同学那里获知C教授门徒的消息：作为挂名博导，C教授对学生很照顾，学生发论文普遍不是问题；博士生或者硕士生找工作有困难，“老板”推荐一下，都有不错的出路。

　　“学术的象牙塔，是不是也有些江湖气了呢？”沈原晶异常困惑，不事张扬的新导师，和在公开场合每每强调学术风骨与治学责任的C教授，究竟谁更值得尊敬呢？硕士毕业前，她赶赴上海考博，跟随一名“有时间管学生”的博导做学问。

　　不负责的导师，直接拷问着高校现行“导师负责制”的合理性。通过一场变革，建立监督和淘汰机制，对不负责的“老板”进行处罚，或是问题核心所在。

　　“考博不比考研，不仅要跟对老板，还要能搞定老板。”陈子乐的导师，是北京一所著名学府的法学院院长。考博时，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好“老板”，陈子乐请熟人吃饭、千方百计托关系联系导师；在读期间，为了博“老板”欢心，陈子乐更是鞍前马后，心甘情愿地“打杂”。“老板有活儿找你干，那是看得起你！若是导师把你晾在一边，不来指导你，也不给你事情做，那才叫一个惨呢！”陈子乐感慨，对“老板”俯首帖耳，实在是因为“老板”手中的权力太大。

　　“越来越凸显的博士培养质量争议背后，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模式！”在《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报告》中，周光礼教授分析道，我们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导师在博士生招生、培养中权力很大，另一方面他不承担责任，这使得产权不明晰、权责不统一。

　　起源于德国的导师制，即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堪称是一种绝对的精英教育，在学生规模很小的情况下，导师制“几乎可以看成养金娃娃”。而发源于美国的老板制，其实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开启了另一种带教模式：在一个团队里，只有一位教授和一群博士以及辅助研究人员，负责教授用从国家拿到的经费来支付团队成员的开支。

　　“目前我国的博士培养制度，是单位制度下的导师负责制。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取决于导师自身。”但周光礼教授指出，我国博士生教育之所以遭遇深层次困境，一个主要原因是高校内缺乏淘汰机制和监督机制。

　　象牙塔里的学术气息，渐渐被商业气、功利气、浮躁气盖过，这让很多博士生不得不呼吁，“学校层面应该有人管管老板！”而周光礼则建议，我国高校应该针对导师的指导量建立数据库，进行抽查评估。高校应该建立投诉平台和投诉处理服务中心，对于没有尽到职责的导师，理应对其进行惩罚。

　　读博，并被“雇佣”着

　　【孤独】

　　“我感觉中国的博士是没人带，全是自己来搞。我们平时跟导师的接触机会不多，他现在是院长，很忙，没有对我们具体进行指导。”——受访博士生

　　“我们总是崇拜名人当了什么院士，下面就有很多人学，所以导师就忙了。加上导师往往带硕士又带博士，所以没有时间跟学生见面。有的学生进来就从没见过导师的面，不仅学生见不到老师，就连答辩的时候他都没来，论文他也没看，完全放弃了导师的责任。”——受访博导

　　数字说话：导师指导人数过多，13%的博士反映与导师的交流不到1次/月，3-4次/月占44%，5次/月以上的为21%，13%的学生反映从来没有与导师交流。师生每月集体活动的次数超过2次的不到40%

　　【廉价】

　　“我做了很多项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过头来看，我跟工作有啥区别啊？读博你还在做很多横向的项目，还不如出去工作。”——受访博士生“不能够把学生当劳动力使。工科有时候把学生当劳动力使，这种做法不可能有高质量。”——受访博导

　　数字说话：参与导师课题和帮导师打工之间存在潜在冲突。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教师的横向课题100%由学生担任。但博士生的物质性消费(主要是吃饭)占总消费60%以上，发展性消费(购买书籍等)不足消费总量的20%。

　　【机会少】

　　“据说这个钱(指出国交流)都是老师出的。如果导师同意你去，来回的钱全是他出，那么他的积极性并不特别高……说句不好听的，你发了国际会议的文章，导师就要给你出版面费，那你怎么还好意思和老师说还要出去？”——受访博士

　　“学校拨下来给一个博士生才1400块钱，再加上管理费一年就是1200，三年3600。他还要做论文、答辩、交版面费，你说怎么可能让他去参加会呢？这个培养费太少了，你哪还有钱给他去开会？光答辩费至少要给200块钱，制十几份论文要花钱，答辩也要花钱，一年1200块钱，你说能干什么？我实在是不想招生了，当博导没意思啊，这个制度不合理。”——受访博导

　　数字说话：“国际化”是当前博士培养中的薄弱环节。35.8%的导师没有为学生提供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41.2%的导师为学生提供了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11.5%的导师为学生提供了两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

    更多信息请访问：新浪考研频道 考研论坛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