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宿兰州街头

　　兰州机场至今还在中川，当时它是全国民航机场中除拉萨机场外距离市中心最远的一个。近年来我国因为经济实力增强，加上圈地方便，机场越建越大，也越建越远，全国大型机场与市区距离平均已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几十年前的当时，我国大多数城市机场都像西安西稍门机场那样靠近市区，像中川机场那样远离市中心达80多公里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机场公路也不是现在这条从主城区过黄河直接北上中川的高速公路，而是大部分利用普通的兰新公路，从市区西行在黄河南岸穿过几个卫星城，到河口再过黄河转向北行去中川，不仅距离长，路况也不好。我们坐民航班车前往市区也走了两个多小时，几乎与飞行时间相等。开出机场后很长一段路完全是荒郊野外，夜里一片漆黑，连村落都很少。车过河口黄河大桥后则眼前一亮，我们进入了著名的西固石化工业区。兰炼、兰化两大公司的众多高塔灯火璀璨，燃气放空火炬彻夜通明。走出深山的我首次看到这一大工业景观，很是激动。那时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向往工业化的，“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这种今天“后现代”的西方人听起来就头大的状况，当时被我们描述为绝世美景，到这些地方当工人更是我们这些农村知青最为憧憬的梦想。但同车一位兰化的干部却说这里污染很厉害，而且很奇怪，这么一片重污染的石化工业区却建在城市的上风上水处，导致西固黄河下游20多公里的兰州中心城区环境很差，“不知当初的规划是怎么搞的”。

　　说话间班车进入市区，最后在红山根下的兰州火车站到达终点。这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同航班的大部分乘客都是有身份的人物，有车来接走了。只剩我一人留在深夜空旷的站前广场上。初次坐飞机的新鲜和激动顿时被寂寞与寒冷所代替。那时我不知道兰州大学(微博)离这里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即便知道，半夜三更到人地生疏的学校又能找谁？当时的兰州火车站之简陋也出乎我的想象，说是西北最大的铁路枢纽，陇海、兰新、兰青、包兰四条铁路的交会处，客运站却只是一排平房，比南宁火车站还不如，而且深夜候车室还关门上锁，不让人进去。站前广场边缘甚至黄土外露，连水泥都没铺。

　　西北高原上的兰州即便7月也很凉爽，并且昼夜温差大，深夜甚至相当冷。我不知道哪里有旅馆，其实应该不难找，但按照我当年的经济状况和节俭的习惯，也不会在凌晨两三点钟花钱到旅馆住几个小时到天亮。何况我坐飞机来此已经是超支了，再不敢“乱花钱”了。看看周围有若干不知是旅客还是流浪汉的人就睡在广场上，我也就照样找片水泥地就地一卧，枕着旅行袋露宿广场了。看着苍茫浩瀚的满眼星空，想着刚刚与“上等人”一起坐飞机，转眼又与“下等人”一起露宿街边，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初遇恩师

　　迷糊中也不知道睡着了没有，第二天一早我就爬了起来，一问知道兰州大学就在不远处，便直奔而去。到了兰大人们还未上班，在历史系门前遇到一个大学生，问起研究生复试在哪里报到。那同学打量了我一下就说，你是广西来的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赵俪生先生在上课时就提到了你，说他这次当了伯乐，发现了一个自学成才的“小广西”。这样吧，历史系还没上班，我先带你去见赵先生。

　　在1978年年中，作为当时兰大文科公认的头号名教授，赵先生刚刚摆脱20年“右派”厄运恢复了学术声望，成为兰大历史系两个“黄埔一期”研究生导师之一。但是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那时还尚未解决，尤其是全国对“右派”的大规模平反(所谓的“错划改正”)还尚未进行，只是“脱帽右派”的概念基本消除，一般公认“右派脱帽”后就不再是“右派”，不该受歧视，但当年那个“戴帽”的过程仍被回避。生活方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刚刚开始，赵先生一家还未搬出蒙难时期住的土坯平房，比另一位“黄埔一期”导师李天祜先生的住所差很多。

　　然而处在否极泰来的命运转折点上，赵先生此时的心情舒畅，兴致极高，谈兴也浓。他在那间堆满了书的土坯房里请我吃早饭，师母高昭一先生和他们两位77级考进兰大的子女(历史系的赵缊和外语系的赵结，两人如今都是有成就的史学家了)也在座。我自称是“南蛮”北上投师，赵先生听了哈哈大笑。餐叙末了，还送我三本他珍藏多年的旧书，两本是1950年东北师范大学(微博)历史系编印的《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第一、二辑，有编者陈连庆先生赠赵先生的题款，另一本是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的一节)，有译者日知先生(即著名世界上古史专家林志纯教授)赠赵先生的题款。这几本书不仅版本和赠书题款都很珍贵，书的内容本身对我后来的治学影响也很大。对此我在其他文字中说过，此处就不赘了。

　　第二天进行复试，复试过程对我而言觉得很轻松，感觉良好，认为录取不会有多大问题(后来知道还是为体检发生了争论，他文已另叙)。复试结束就该返程了。

　　可是此时“宝天段”的中断仍然持续，而且因为又下了几场雨还越塌越严重，不仅宝天段没修好，连其西边的天水—甘谷段也中断了。从宝鸡过天水直到甘谷，那么长的路段谁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通车。我来时坐飞机是为了赶时间复试，回去当然就奢侈不起了。但是走西兰公路不仅费时、辛苦，而且那时同样距离的长途汽车票价要比铁路硬座票价贵。于是我与另一位从“关东”(潼关以东)来的复试生霍俊江师兄商量，我俩同行，先从陇海线坐火车到甘谷，再换汽车绕过水毁路段到宝鸡，然后再回到陇海线的列车东行。没想到路上又出了意外。

　　陈仓古道遇车祸

　　当天火车到甘谷已是下午，出了这个尘土飞扬的县城小站，站前就有不少连接水毁铁路两头的“摆渡”班车。那时宝天段铁路附近没有并行公路，由天水到宝鸡得在南北两线中择一绕行，北线绕到陇山以北，经张家川、陇县到宝鸡，南线绕得更远，要经过长江流域的徽县、凤县，先南后北两次翻过秦岭主脉到宝鸡。我们本以为摆渡车当然是走近路的，于是见车就上，车开后才得知这车是走南线的。不过南线公路较好，沿途路经陈仓古道，必有可观，我们也就释然了。

　　从甘谷到天水，当时的公路是走塬脊，而铁路则走渭河谷，无怪乎铁路水毁而公路无损。不过这一带的黄土塬梁侵蚀严重，沟壑纵横，没什么平坦塬面，公路依山势七折八拐，路线比铁路长得多。入夜后才从天水北山脊上下来，俯视河谷里一片灯火，那就是天水市区了。那时的山区公路客运都不能夜行，我们就在天水住宿过夜。

　　次日一早即放车南行，翻过麦积山附近的秦岭余脉到达娘娘坝，进入了长江流域。黄土塬谷逐渐变成青山绿水，景色相当宜人，不过道路却愈加险峻。白天连续经过徽县、两当两个县城，夕阳西照时进入了嘉陵江上游峡谷，与宝成铁路交错并行，溯江北上，再翻过秦岭就可以到宝鸡了。这里地势更险，沿途多处有关塞废墟，嘉陵江峭壁上不时可以看到古栈道遗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六出祁山”、“铁马秋风大散关”等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我真是大饱眼福，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后来我曾经由宝成铁路多次经过此地，但是火车在这一带基本都行驶于隧道中，再见不到如此景观，而且据说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也导致“旧貌换新颜”，即便为开发旅游而对古迹进行“修旧如新”的“维护”，也常常是不伦不类了。

　　我正庆幸沿途能见到如此景致，可谓不虚此行，甚至铁路中断也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不料乐极生悲，车过双石铺不久，一处急弯使司机打方向盘过猛，汽车翻到了路边排水沟中。好在是靠山一边，如果翻到峡谷一边，我大概就不可能写下这段文字了。惊魂甫定，我们下得车来，只见汽车两轮陷沟，两轮悬空，虽说万幸没有翻得四轮朝天，众人也没有死伤，可这车是没法动弹了。

　　那时没有“移动通信”，不能就地求援，只能等过往车辆前去城里报信。偏偏几辆货车驶过都未停车，我们的司机骂他们见难不救，而乘客责怪司机开车莽撞，陷我们于此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之地进退不得。过了一个多小时情况仍无转机，眼见天色已晚，我不由得烦躁起来，在公路上走来走去。不料绕过一个弯子，看见一处岔路口，路牌上写着到太白若干公里。根据我平时看地图的印象，得知这里是川陕公路与凤县—太白公路三岔口，北行到宝成铁路凤州车站应当不会很远。凤州是快车经停站，到那里就不愁了。

　　于是我回来对师兄说，与其在此傻等，不如干脆自救，我们走到凤州去找火车得了。但是师兄说已经天黑了，离队独行不好，也不能确知火车站有多远，到了车站谁知道下一班去宝鸡的列车又是什么时候，没准比救援车还慢呢。还是再等等吧。我一想，师兄是要回河北，只能走陇海线，他是必须要到宝鸡的。而我是回广西，到不了宝鸡也可以由宝成线南下走四川、贵州回去，凤州南下北上的车次应该不少，我都可以坐，不会久等的。反正我俩到宝鸡也要分手了，不如就此道别吧。

　　改道大西南

　　于是我与师兄相约录取后在兰州重聚，依依惜别后，就拎着旅行包一人向凤州走去。果然大约走了六七里路就到了凤州站。这里是过去陕西凤县的老县城，前清甚至还是直隶州凤州的州治(相当于如今的地级市)，后来降州为县，县城又迁到了双石铺，这里已经衰落为“凤州公社”，但车站仍很重要。当时宝成线秦岭段是中国唯一一条电气化铁路，我也在凤州平生第一次见到电力机车。这时天已全黑，恰巧半小时后就有一趟快车南下成都，我也不用住旅店了。后来在兰州与师兄重逢，他说他们两小时后乘救援车继续北上，到凤州时还找了一会儿我，想搭上我同行。但是，那时我已经南下很久了。

　　这是我这次复试往返中第四次改变旅行计划：第一次在郑州改去兰州是为去西安，第二次在西安改坐汽车是为坐飞机，第三次在甘谷改走北线是为走南线，这次又改北上宝鸡是为南下成都。然而这次改变也有代价：当时中国的铁路客运十分拥挤，快车在起点站往往就出售站票，而在凤州这个中途站上车是笃定没座的，并且这趟车到凤州已严重超员，我是一路站到成都，有一段甚至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般。到成都换车继续南下，我已疲惫不堪，于是第五次改变计划，在贵州遵义中途下车，到我二姨家休息了两天。

　　前面说过，我插队时曾经因为“盲流”而在贵州册亨被强制“收容”，那次就是想到二姨家去“朝圣”(瞻仰“遵义会议”会址)的，不料中途铩羽。而这次我本来没想去遵义，却阴差阳错成了此地的不速之客。因为事先没打招呼，他们见到我都惊讶不已。听说我很可能考上研究生也都十分高兴。

　　二姨一家是随所在的“一机部第二设计院”在“文革”时期从上海“内迁”到“三线地区”贵州的，在这里也吃了不少苦。遵义这个革命史上的红色名城在那个“最革命”的年代却十分破烂，城市主干道上竟然还有成片的土坯茅草房。当时“文革”已结束，我到那里时，该院的人都在闹着要求迁回上海。不久以后他们就离开遵义了。

　　而我的父母在“文革”中从自治区首府南宁被发配到崇山峻岭中的凤山县，直到我这次复试路经南宁时，仍然是无家可归。然而复试后返程再到南宁时就听说，我父母也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即将调回南宁了。联想到兰州的赵先生出山重主杏坛，生活上也即将走出土坯房，赵缊、赵结都成了“黄埔一期”大学生，我自己也有望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成为“黄埔一期”研究生，我妹妹应届参加1978年高考(微博)也录取在望。可以说，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变化，我的亲人、亲戚、熟人、先生、师兄和我自己——人们的命运都发生了或者即将发生可喜的转折！

　　回想我这十多天的行程虽然意外频出，使用了从手扶拖拉机、汽车、蒸汽火车、电气火车、飞机还有自己的两条腿等各种工具，从京广线北上，从宝成线南归，由华南、中原、西北、西南兜了一大圈，几次改变路线，转了半个中国，最终平安完成此行。这是否也可以被视为我们国家经过“文革”十年的无数坎坷和波折，终于走上了改革之路的一个缩影呢？(文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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