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

　　毕业论文是女儿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访。当问到下岗这件事，蒋易澄踩到“禁区”了。

　　“你写这个东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种(深挖)，不要影响你的前途，过都过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个马蜂窝了。真的！”李桂珍嘱咐女儿。

　　1999年，李桂珍下岗。有数据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全国下岗工人高达2818万。

　　刚上初中的蒋易澄并不清楚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忙着写东西，看资料，经常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才听说，母亲和其他一些职工在联名上访。

　　早在李桂珍下岗前，“七矿”已经停产了好几年。由于铀矿山资源枯竭，“军转民”的小项目效益不高，企业一直亏损。厂里领导鼓励职工自谋出路，蒋易澄的父亲是技校毕业，有文凭，找了个机会调到市里给领导开车了。

　　李桂珍没有这种机会。她接到单位电话，回去开了3天“动员会”。领导在台上说，“七矿”转过年就要破产关闭，职工能调走的调走，接近退休年龄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买断工龄，能拿到四五万元的“退职费”。李桂珍选择“买断”，然后用退职费在市里开了间杂货铺。

　　可实际上“七矿”坚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产，没有响应动员“买断”的员工照常领工资，挨到企业破产时接近提前退休年龄，直接回家领退休工资了。李桂珍醒悟过来，企业“减负”，自己被“就地解决”了。“就像一个圈套”，她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和同事写联名信上访。

　　在蒋易澄的观察中，这件事对母亲是个巨大的伤害，也促成母亲自我意识的觉醒。“母亲意识到曾经那么赏识自己、需要自己的系统也有欺骗、唬弄自己 的时候，为它作了那么多奉献，也应该有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母亲也意识到，曾经以为可以依靠一辈子的‘大树’，总还是有枯萎、倾倒的时候，不能不早一些丰 满自己的‘羽翼’以便更好地生存下来。”她在论文中分析。

　　但“自我意识觉醒”的代价是：丈夫被单位领导叫去谈话，家里的小卖铺被定为“黑据点”，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单”。她不想连累家里人，“干脆离婚，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把这个公道讨回来！”

　　蒋易澄的爸爸当然不同意。“倔成什么呢，呵呵。”接受女儿采访时，他只是一笑而过。可李桂珍在论文里看到这句话时哭了。丈夫当时安慰她：“你就在家呆着，我有吃的，也不会饿到你。”她觉得自己当年没看错人。

　　母亲争取利益这件事，蒋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象，那段时间她经历的思想上的压力。她要顾虑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但你让她妥协，她会挺痛苦的。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一想确实，哎呀……”她突然停住，说不下去了。

　　争取权益失败，杂货铺也开不下去，李桂珍成为彻底的家庭主妇。她觉得自己“被社会淘汰了”，广场舞也懒得去跳，每天就窝在家里沙发上，给婆婆绣 十字绣，给女儿织毛衣。在重复的一针又一针里，脾气变大了。老公回家晚了，她要发火；路上遇到熟人问她最近在忙什么，“这不是在家待着嘛”，她三言两语带 过，不再像过去那么热情。

　　“就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李桂珍皱着眉头说，“我有一身的劲，但没地方使，做这样也不成功，做那样也不成功，对自己失去自信，觉得无能，走到哪个地方都矮人一截，觉得不如人，干脆就不要与外界接触，天天在家算了。”

　　和李桂珍一起下岗的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的一个同事得了抑郁症，一个天天在家打麻将，夫妻一起下岗的离了婚，孩子也不去上学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女儿懂事。李桂珍下岗后，家庭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她还要自己攒下钱缴养老保险。“有几次她爸出差，我跟我姑娘一个星期才用 7块钱啊，你说我和我姑娘咋过来的？我跟你说，就是天天蒸馒头，熬点粥，烧一个汤，就可以吃一顿了。”中学生过生日流行请来请去，要好的女孩子们凑钱买礼 物，这种活动蒋易澄很少参加，她的生日都是悄悄过的。

　　“哎呀，我们还是亏欠闺女好多啊。”有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蒋爸爸突然这么对妻子说。

　　“她爸也是相当难过啊。”李桂珍叹了口气。

　　“我常跟我女儿说我不敢想，我怕我钻进去得神经病”

　　蒋易澄考上研究生后，李桂珍觉得不能再这么在家里待着了。一方面家里经济有点紧张，另一方面，“我女儿读到这个文化层次了，我如果不求上进，对她是一种负面影响”。

　　回归社会的第一步是重新回到广场跳舞，增加自信心。这并不难，李桂珍本来就是单位里的文体骨干，在一群身材走形的中年妇女和颤颤巍巍的老大妈中间，她的动作很标准。

　　第二步是找份工作，这让李桂珍有点心理障碍。“一是岁数大了，二没有文凭，三又没什么技术，后来想想，管他呢，叫我干什么我都行。”她每天骑着车上街转悠，看见一家刚开业的床上用品店贴在门口的招聘启事，底薪1500元还有提成。

　　李桂珍决定去试试。她用床单折成开屏的孔雀，用被罩给橱窗里的模特裹出各式各样的裙子，加上过去积累的人脉，开业那几天她一个人就卖出20多万 元。可到了发工资时，承诺的5%提成变成500元奖金，李桂珍觉得自己受骗了，“你不能5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她一气之下辞职。

　　第一次再就业的尝试受挫。“从表面上我这个人很乐观，但我常跟我女儿说我不敢想，我怕我钻进去得神经病。”李桂珍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当地一所中学有公益岗位面向“4050”人员招聘，当宿舍管理员。她应聘成功，可干了半个月就有点受不了。她在工厂都没怎么干过体力活儿，如今拖地拖得手直翻筋，膝盖都不会打弯了。

　　李桂珍有点打退堂鼓。她回家跟丈夫倾诉，可丈夫听着听着忍不住想“吼”她：“咋会一天就是在抱怨！”周末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宿舍楼，她只能打电话跟女儿“吐槽”。

　　“不要太去计较利益，遵循自己的内心。”在外地读书的蒋易澄在电话里安慰母亲，“做什么都会遇到问题，会有不同的烦恼，现在你这种心态做什么都会烦恼。”她分析着，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被子后面饿得睡着、需要妈妈照顾的小女孩了。

　　听了女儿的建议，李桂珍决定坚持下去，“管他呢，做事情力气出了还会有，也不会累死，就做呗。”她翻开自己的手掌，几条凸起的青筋趴在手背上， “我以前细皮嫩肉的，现在老茧都出来了。人一辈子不会一帆风顺，我鼓励我家女儿，你多读书，现在苦就是为了比父辈母辈过得好嘛。”

　　母亲的期待对于蒋易澄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她自己觉得很挫败，所以会把那种东西转移到我的身上，要求特别高，想让你无时不刻地好、好、好。他们怕你吃亏，怕你考虑不周全，我做什么老是觉得受束缚，变得跟他们一样要考虑很多东西，放不开，很累。”蒋易澄说。

　　她也曾因此发过脾气，但现在想明白了。“每每回想起来，才深刻发觉自己很是愧对母亲，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的需求，不知道她情绪不好的来由， 不理解她的担忧、焦虑和孤寂，太多太多，有时候甚至厌烦她对我过分依赖和给予期望，我不明白人生历程是这样地短暂又漫长，不懂得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还有 很多复杂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也不清楚人到中年没有固定工作又没有养老保障的那种失落和焦虑。还好，借由这次毕业论文的机会，让我提早体会、省悟。”在论文 后记中，蒋易澄这样写道。

　　探寻母亲的“自我”，也是在不断拷问自己的“自我”

　　随着论文的进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过蒋易澄预想的范围，探寻母亲的“自我”，仿佛也是在不断拷问她的“自我”。她要跟着母亲上班、买菜、劳动、做家务、聚会，有时也会不耐烦。

　　放假回家时，蒋易澄常去学校帮母亲做大扫除。她拖洗走廊地板，擦大厅的玻璃窗，戴上塑胶手套捡草坪上的空瓶子。休息时，母亲让她帮忙出了期黑板报，蒋易澄随手画了几朵向日葵和一个拿着书的小男孩，母亲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欢迎同学们归校，欢迎新生入住，你们到家了！”

　　李桂珍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工作。她让女儿上网查如何管理初中宿舍、如何搞好宿舍文化的资料，然后把这些摘抄在笔记本上。蒋易澄翻过那本笔记，里面还有母亲之前在床上用品店参加家纺培训的笔记。她发现母亲一直在默默地补充知识。

　　李桂珍的管理方法很见效。她跟那些总是板着脸的宿舍管理员不一样，检查卫生时看到哪个寝室做得不好，她自己动手打扫干净，然后写张小纸条放在床 上：“帅哥，你们下次就像宿管这样去做。”她熟悉这栋宿舍楼里每一张脸，坐在一楼管理室的推拉窗后面，她大嗓门提醒那些飞奔的男孩：你的衣领没翻出来；你 的鞋带开了；站住，你不是这个宿舍的。

　　男孩子很喜欢这个宿管阿姨，他们把喝完的饮料瓶子堆在教室后面，晚上下自习后带回来给她。老师说，他们还把李桂珍写进了作文里，“你是怎么把他们豁住的啊？”

　　蒋易澄也要把母亲写在自己的文章里，但她要写的不是一篇几百字的作文，而是毕业论文。这让她有点矛盾。

　　“要不断把我妈牵涉进来，但是我又不想把她牵涉进来，毕竟要给老师、同学看的，甚至以后上网了，大家都可以去看，感觉会把自己的家庭故事暴露出来，心里面还是有所顾忌。”动笔前，蒋易澄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在别人看来，她妈妈只是一个宿管员，拿出来说会不会……但是我很早就对这些东西不在意了。我不会觉得我妈妈下岗在家没工作，我就丢脸。如果同 学问起我妈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在家，当家庭主妇。”说这话时旁边恰好有人经过，她的声音不自觉地变小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复了自信，“我觉得我妈挺优秀的， 不是拿不出手，大学时我妈经常给我织毛衣寄来，别人特别羡慕。”

　　对于蒋易澄来说，这篇论文不仅仅是一篇文章，“它提供给我太多思考的层次，关于人生，关于婚姻，关于个人的命运，以前特别无知，不会思考这些东西，一下子觉得是个成长仪式。”

　　有一次，蒋易澄独自回“七矿”采访。那天天空下了很大的雨，山中雾气浓，什么都看不清楚，路上没什么人，周围安静极了，只听见雨点落在地上的声音。她坐在小卖铺门前躲雨，几只小鸡在她脚边来来回回地啄食。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时间静止了。

　　正对着的地方曾经是广播室和电影棚，母亲就在里面播音。“矿广播室今天的第一次广播现在开始，下面转播中央新闻……”喇叭的功率很大，附近乡镇都能听到。等到了晚上，电影棚会放露天电影，人们带着小凳子和饭菜聚在这里。

　　如今，她眼前的只有荒草和泥巴。电影棚和广播室早已夷为平地，厂里曾经最时髦的灯光球场也变成烂水塘。

　　“突然觉得，原来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要去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确实很无奈，但有些东西你根本改变不了，只能往前走。”这个25岁的姑娘说。

　　这是这个答辩季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得知论文答辩分组后，蒋易澄有些担心。云南大学[微博]新闻学院教授郭建斌是这一组的答辩老师，他的绰号是“杀手”，上课时很严肃。蒋易澄的论文光看标题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毕竟是学术研究，不是文学创作。

　　“能过吗？”有人表示担心。

　　答辩前一天，蒋易澄的同学突然“炸了锅”，他们让蒋易澄赶紧看郭建斌的微博，“你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老郭都认可你了。”

　　那条微博写的是：“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居然写的是她的母亲……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事实上，郭教授看到论文的开头时就被吸引了。“我们对我们父辈那段历史和生活经历其实不太了解，而且缺乏和父母共同做一些事情的经历。”论文中 蒋易澄帮母亲去学校打扫卫生这个不经意的细节让他很感动。尽管认为论文的理论部分稍有欠缺，但他充分肯定这种“接地气”的尝试。

　　郭建斌试图在记忆中搜寻这个女孩在自己课堂上的表现，可没有任何痕迹，她很少发言，一直都很低调。

　　本想继续保持低调的蒋易澄现在火了。郭建斌的微博发表后，外校的老师也来索要这篇论文，一位新闻学院的女院长看完后哭了。答辩现场，提到帮母亲做卫生那个细节时，郭建斌也有点哽咽。“这是一个懂事的闺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说。

　　站在台上的蒋易澄听了“好想哭”。“不是因为他表扬我，而是因为有个理解你的人，那一分钟特别受触动。”她说。

　　论文答辩前，蒋易澄把这篇论文快递给母亲，想听听她的反馈。李桂珍这才知道，自己成了女儿的研究对象。

　　“她成熟了很多。”李桂珍说，“平时说不出来的话写出来了。”

　　看完论文，接通女儿的电话时，李桂珍已经恢复平静。她甚至有点挑剔地说：“有些用词语句还不是那么流畅，很多故事还没写进去。”

　　“哎呀这个是论文，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蒋易澄忍不住笑了。她根本不知道，要求总是那么高的母亲在打来电话前刚刚哭过。

　　蒋易澄的论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1998年，蒋易澄的外公被检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级钳工，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全家从贵州到这里支援三线建设。他在病床上跟儿女说：“我把你们带过来，现在带不出去了。”

　　当着父亲的面，李桂珍一直忍着，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场。那时她下岗，姐姐下岗，哥哥下岗，嫂子也下岗，几乎全家人都下岗。“如果我们条件好一点，他精神压力不会这么大，因为他也自责，是他把我们带进矿里的，他觉得是他的责任。”李桂珍的眼睛湿了。

　　两个多月后，老人去世了。临走前，他曾想买块手表留给妻子，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可拮据的老钳工没这笔钱，女儿李桂珍也掏不出来。这个遗憾让她至今觉得愧对父亲。她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我爸跟王进喜比也不差啊！”

　　蒋易澄考上新闻学院后，李桂珍叮嘱女儿：“你学这个嘛，要在写作上好好练一下，如果有机会，将来把你外公、把七矿的事写出来。”

　　她只是这么一说，但蒋易澄一直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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