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硕士毕业论文研究下岗母亲 看哭答辩老师(2)

2014年07月02日15:04  中国青年报     收藏本文     

  “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

  毕业论文是女儿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访。当问到下岗这件事,蒋易澄踩到“禁区”了。

  “你写这个东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种(深挖),不要影响你的前途,过都过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个马蜂窝了。真的!”李桂珍嘱咐女儿。

  1999年,李桂珍下岗。有数据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全国下岗工人高达2818万。

  刚上初中的蒋易澄并不清楚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忙着写东西,看资料,经常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才听说,母亲和其他一些职工在联名上访。

  早在李桂珍下岗前,“七矿”已经停产了好几年。由于铀矿山资源枯竭,“军转民”的小项目效益不高,企业一直亏损。厂里领导鼓励职工自谋出路,蒋易澄的父亲是技校毕业,有文凭,找了个机会调到市里给领导开车了。

  李桂珍没有这种机会。她接到单位电话,回去开了3天“动员会”。领导在台上说,“七矿”转过年就要破产关闭,职工能调走的调走,接近退休年龄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买断工龄,能拿到四五万元的“退职费”。李桂珍选择“买断”,然后用退职费在市里开了间杂货铺。

  可实际上“七矿”坚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产,没有响应动员“买断”的员工照常领工资,挨到企业破产时接近提前退休年龄,直接回家领退休工资了。李桂珍醒悟过来,企业“减负”,自己被“就地解决”了。“就像一个圈套”,她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和同事写联名信上访。

  在蒋易澄的观察中,这件事对母亲是个巨大的伤害,也促成母亲自我意识的觉醒。“母亲意识到曾经那么赏识自己、需要自己的系统也有欺骗、唬弄自己 的时候,为它作了那么多奉献,也应该有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母亲也意识到,曾经以为可以依靠一辈子的‘大树’,总还是有枯萎、倾倒的时候,不能不早一些丰 满自己的‘羽翼’以便更好地生存下来。”她在论文中分析。

  但“自我意识觉醒”的代价是:丈夫被单位领导叫去谈话,家里的小卖铺被定为“黑据点”,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单”。她不想连累家里人,“干脆离婚,我还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把这个公道讨回来!”

  蒋易澄的爸爸当然不同意。“倔成什么呢,呵呵。”接受女儿采访时,他只是一笑而过。可李桂珍在论文里看到这句话时哭了。丈夫当时安慰她:“你就在家呆着,我有吃的,也不会饿到你。”她觉得自己当年没看错人。

  母亲争取利益这件事,蒋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象,那段时间她经历的思想上的压力。她要顾虑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但你让她妥协,她会挺痛苦的。原来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没能帮她分担,一想确实,哎呀……”她突然停住,说不下去了。

  争取权益失败,杂货铺也开不下去,李桂珍成为彻底的家庭主妇。她觉得自己“被社会淘汰了”,广场舞也懒得去跳,每天就窝在家里沙发上,给婆婆绣 十字绣,给女儿织毛衣。在重复的一针又一针里,脾气变大了。老公回家晚了,她要发火;路上遇到熟人问她最近在忙什么,“这不是在家待着嘛”,她三言两语带 过,不再像过去那么热情。

  “就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李桂珍皱着眉头说,“我有一身的劲,但没地方使,做这样也不成功,做那样也不成功,对自己失去自信,觉得无能,走到哪个地方都矮人一截,觉得不如人,干脆就不要与外界接触,天天在家算了。”

  和李桂珍一起下岗的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的一个同事得了抑郁症,一个天天在家打麻将,夫妻一起下岗的离了婚,孩子也不去上学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女儿懂事。李桂珍下岗后,家庭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她还要自己攒下钱缴养老保险。“有几次她爸出差,我跟我姑娘一个星期才用 7块钱啊,你说我和我姑娘咋过来的?我跟你说,就是天天蒸馒头,熬点粥,烧一个汤,就可以吃一顿了。”中学生过生日流行请来请去,要好的女孩子们凑钱买礼 物,这种活动蒋易澄很少参加,她的生日都是悄悄过的。

  “哎呀,我们还是亏欠闺女好多啊。”有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蒋爸爸突然这么对妻子说。

  “她爸也是相当难过啊。”李桂珍叹了口气。

  “我常跟我女儿说我不敢想,我怕我钻进去得神经病”

  蒋易澄考上研究生后,李桂珍觉得不能再这么在家里待着了。一方面家里经济有点紧张,另一方面,“我女儿读到这个文化层次了,我如果不求上进,对她是一种负面影响”。

  回归社会的第一步是重新回到广场跳舞,增加自信心。这并不难,李桂珍本来就是单位里的文体骨干,在一群身材走形的中年妇女和颤颤巍巍的老大妈中间,她的动作很标准。

  第二步是找份工作,这让李桂珍有点心理障碍。“一是岁数大了,二没有文凭,三又没什么技术,后来想想,管他呢,叫我干什么我都行。”她每天骑着车上街转悠,看见一家刚开业的床上用品店贴在门口的招聘启事,底薪1500元还有提成。

  李桂珍决定去试试。她用床单折成开屏的孔雀,用被罩给橱窗里的模特裹出各式各样的裙子,加上过去积累的人脉,开业那几天她一个人就卖出20多万 元。可到了发工资时,承诺的5%提成变成500元奖金,李桂珍觉得自己受骗了,“你不能5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她一气之下辞职。

  第一次再就业的尝试受挫。“从表面上我这个人很乐观,但我常跟我女儿说我不敢想,我怕我钻进去得神经病。”李桂珍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当地一所中学有公益岗位面向“4050”人员招聘,当宿舍管理员。她应聘成功,可干了半个月就有点受不了。她在工厂都没怎么干过体力活儿,如今拖地拖得手直翻筋,膝盖都不会打弯了。

  李桂珍有点打退堂鼓。她回家跟丈夫倾诉,可丈夫听着听着忍不住想“吼”她:“咋会一天就是在抱怨!”周末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宿舍楼,她只能打电话跟女儿“吐槽”。

  “不要太去计较利益,遵循自己的内心。”在外地读书的蒋易澄在电话里安慰母亲,“做什么都会遇到问题,会有不同的烦恼,现在你这种心态做什么都会烦恼。”她分析着,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被子后面饿得睡着、需要妈妈照顾的小女孩了。

  听了女儿的建议,李桂珍决定坚持下去,“管他呢,做事情力气出了还会有,也不会累死,就做呗。”她翻开自己的手掌,几条凸起的青筋趴在手背上, “我以前细皮嫩肉的,现在老茧都出来了。人一辈子不会一帆风顺,我鼓励我家女儿,你多读书,现在苦就是为了比父辈母辈过得好嘛。”

  母亲的期待对于蒋易澄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她自己觉得很挫败,所以会把那种东西转移到我的身上,要求特别高,想让你无时不刻地好、好、好。他们怕你吃亏,怕你考虑不周全,我做什么老是觉得受束缚,变得跟他们一样要考虑很多东西,放不开,很累。”蒋易澄说。

  她也曾因此发过脾气,但现在想明白了。“每每回想起来,才深刻发觉自己很是愧对母亲,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她的需求,不知道她情绪不好的来由, 不理解她的担忧、焦虑和孤寂,太多太多,有时候甚至厌烦她对我过分依赖和给予期望,我不明白人生历程是这样地短暂又漫长,不懂得在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还有 很多复杂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也不清楚人到中年没有固定工作又没有养老保障的那种失落和焦虑。还好,借由这次毕业论文的机会,让我提早体会、省悟。”在论文 后记中,蒋易澄这样写道。

  探寻母亲的“自我”,也是在不断拷问自己的“自我”

  随着论文的进展,越来越多的问题超过蒋易澄预想的范围,探寻母亲的“自我”,仿佛也是在不断拷问她的“自我”。她要跟着母亲上班、买菜、劳动、做家务、聚会,有时也会不耐烦。

  放假回家时,蒋易澄常去学校帮母亲做大扫除。她拖洗走廊地板,擦大厅的玻璃窗,戴上塑胶手套捡草坪上的空瓶子。休息时,母亲让她帮忙出了期黑板报,蒋易澄随手画了几朵向日葵和一个拿着书的小男孩,母亲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欢迎同学们归校,欢迎新生入住,你们到家了!”

  李桂珍已经适应了自己的新工作。她让女儿上网查如何管理初中宿舍、如何搞好宿舍文化的资料,然后把这些摘抄在笔记本上。蒋易澄翻过那本笔记,里面还有母亲之前在床上用品店参加家纺培训的笔记。她发现母亲一直在默默地补充知识。

  李桂珍的管理方法很见效。她跟那些总是板着脸的宿舍管理员不一样,检查卫生时看到哪个寝室做得不好,她自己动手打扫干净,然后写张小纸条放在床 上:“帅哥,你们下次就像宿管这样去做。”她熟悉这栋宿舍楼里每一张脸,坐在一楼管理室的推拉窗后面,她大嗓门提醒那些飞奔的男孩:你的衣领没翻出来;你 的鞋带开了;站住,你不是这个宿舍的。

  男孩子很喜欢这个宿管阿姨,他们把喝完的饮料瓶子堆在教室后面,晚上下自习后带回来给她。老师说,他们还把李桂珍写进了作文里,“你是怎么把他们豁住的啊?”

  蒋易澄也要把母亲写在自己的文章里,但她要写的不是一篇几百字的作文,而是毕业论文。这让她有点矛盾。

  “要不断把我妈牵涉进来,但是我又不想把她牵涉进来,毕竟要给老师、同学看的,甚至以后上网了,大家都可以去看,感觉会把自己的家庭故事暴露出来,心里面还是有所顾忌。”动笔前,蒋易澄一直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在别人看来,她妈妈只是一个宿管员,拿出来说会不会……但是我很早就对这些东西不在意了。我不会觉得我妈妈下岗在家没工作,我就丢脸。如果同 学问起我妈是干什么的,我就说在家,当家庭主妇。”说这话时旁边恰好有人经过,她的声音不自觉地变小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复了自信,“我觉得我妈挺优秀的, 不是拿不出手,大学时我妈经常给我织毛衣寄来,别人特别羡慕。”

  对于蒋易澄来说,这篇论文不仅仅是一篇文章,“它提供给我太多思考的层次,关于人生,关于婚姻,关于个人的命运,以前特别无知,不会思考这些东西,一下子觉得是个成长仪式。”

  有一次,蒋易澄独自回“七矿”采访。那天天空下了很大的雨,山中雾气浓,什么都看不清楚,路上没什么人,周围安静极了,只听见雨点落在地上的声音。她坐在小卖铺门前躲雨,几只小鸡在她脚边来来回回地啄食。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时间静止了。

  正对着的地方曾经是广播室和电影棚,母亲就在里面播音。“矿广播室今天的第一次广播现在开始,下面转播中央新闻……”喇叭的功率很大,附近乡镇都能听到。等到了晚上,电影棚会放露天电影,人们带着小凳子和饭菜聚在这里。

  如今,她眼前的只有荒草和泥巴。电影棚和广播室早已夷为平地,厂里曾经最时髦的灯光球场也变成烂水塘。

  “突然觉得,原来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要去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确实很无奈,但有些东西你根本改变不了,只能往前走。”这个25岁的姑娘说。

  这是这个答辩季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得知论文答辩分组后,蒋易澄有些担心。云南大学[微博]新闻学院教授郭建斌是这一组的答辩老师,他的绰号是“杀手”,上课时很严肃。蒋易澄的论文光看标题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毕竟是学术研究,不是文学创作。

  “能过吗?”有人表示担心。

  答辩前一天,蒋易澄的同学突然“炸了锅”,他们让蒋易澄赶紧看郭建斌的微博,“你这个肯定没问题了,老郭都认可你了。”

  那条微博写的是:“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居然写的是她的母亲……这样的论文,差点看得掉泪了!这是这个答辩季我看到的最鲜活的论文!”

  事实上,郭教授看到论文的开头时就被吸引了。“我们对我们父辈那段历史和生活经历其实不太了解,而且缺乏和父母共同做一些事情的经历。”论文中 蒋易澄帮母亲去学校打扫卫生这个不经意的细节让他很感动。尽管认为论文的理论部分稍有欠缺,但他充分肯定这种“接地气”的尝试。

  郭建斌试图在记忆中搜寻这个女孩在自己课堂上的表现,可没有任何痕迹,她很少发言,一直都很低调。

  本想继续保持低调的蒋易澄现在火了。郭建斌的微博发表后,外校的老师也来索要这篇论文,一位新闻学院的女院长看完后哭了。答辩现场,提到帮母亲做卫生那个细节时,郭建斌也有点哽咽。“这是一个懂事的闺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这样说。

  站在台上的蒋易澄听了“好想哭”。“不是因为他表扬我,而是因为有个理解你的人,那一分钟特别受触动。”她说。

  论文答辩前,蒋易澄把这篇论文快递给母亲,想听听她的反馈。李桂珍这才知道,自己成了女儿的研究对象。

  “她成熟了很多。”李桂珍说,“平时说不出来的话写出来了。”

  看完论文,接通女儿的电话时,李桂珍已经恢复平静。她甚至有点挑剔地说:“有些用词语句还不是那么流畅,很多故事还没写进去。”

  “哎呀这个是论文,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蒋易澄忍不住笑了。她根本不知道,要求总是那么高的母亲在打来电话前刚刚哭过。

  蒋易澄的论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1998年,蒋易澄的外公被检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级钳工,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带着全家从贵州到这里支援三线建设。他在病床上跟儿女说:“我把你们带过来,现在带不出去了。”

  当着父亲的面,李桂珍一直忍着,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场。那时她下岗,姐姐下岗,哥哥下岗,嫂子也下岗,几乎全家人都下岗。“如果我们条件好一点,他精神压力不会这么大,因为他也自责,是他把我们带进矿里的,他觉得是他的责任。”李桂珍的眼睛湿了。

  两个多月后,老人去世了。临走前,他曾想买块手表留给妻子,只需要两三百块钱。可拮据的老钳工没这笔钱,女儿李桂珍也掏不出来。这个遗憾让她至今觉得愧对父亲。她想把父亲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我爸跟王进喜比也不差啊!”

  蒋易澄考上新闻学院后,李桂珍叮嘱女儿:“你学这个嘛,要在写作上好好练一下,如果有机会,将来把你外公、把七矿的事写出来。”

  她只是这么一说,但蒋易澄一直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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