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王若文》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在西方，儿童文学的写作猛如潮水。美国儿童作家、画家协会的会员，就超出两万多。儿童书的出版更是铺天盖地，而能在市场上存活半年以上的书却不是很多，除非这本书和作者能获得学术界的好评。而能获得学术界的好评的，可以说是经历了“大浪淘沙”后的寥寥无几。若果想让中国的儿童文学走进西方，按国内目前的一些作家、作品水平来论，我看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和努力。

　　给西方的儿童用英文讲中国的故事，算得上是 “标新立异”，因为这仍是英文儿童文学中的一项空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在此，我将通过自己在北美多年的写作、出版经验，从其中的三个方面谈谈个人的拙见。

　　1.在写作手法上，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但缺少生动活泼的情趣儿，更鲜有幽默；多是“告知”、“解释”，甚至“说教”，这在西方是绝对忌讳的，因为它会被认为是对读者智商的侮辱。现代的西方儿童文学要求多些“展示”、“启发”，不能有“说教”，对小读者要有充分的信任，要给儿童留下观察、思考和想象的余地。

　　2.就作家而论，中国目前很多作家或者是“自恋狂”：拼命炫耀自己大作家的“笔墨风采”而不顾及儿童感兴趣的故事内容；或者是“自贱狂”：毫无底线地用内容苍白、品味低俗的东西讨好市场；或者是荡与两者之间，写的东西平淡无味，就像白开水。西方也有根据市场趋势写作的，但是都不会受到尊重，有出息也有限。西方儿童文学很是讲究内容的素质，比如：故事的深度，教育意义，社会价值观，还有：作者的取材独特，写作手法的精简，故事构思的巧妙，语言幽默的适当，等等。优秀的作家们大多是以读者为中心，认真、朴实地写作。

　　3.西方儿童文学界的讲究繁多，处处是忌讳，稍不留意就会犯忌，甚至是踩到“政治上不正确”的“地雷”。举例：

　　1)在我写得故事里，一位小姑娘对小猫说：“如果你的头发长了，你会变成了勇敢的狮子，就再也不用做妈妈的宝贝儿了。”其中“妈妈的宝贝儿”犯了忌，被说成是有“歧视同性恋”的含义，因而“政治上不正确”。(可见西方的政治敏感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2)《东郭先生》是个有中国色彩的好故事，但是出不了国，因为最后那条忘恩负义的狼被农夫打死了。这便涉及到了违反人文精神的问题，触及到了西方社会的敏感神经。

　　因此，即使我们有五千年的璀璨文化资源，故事写得再好，如果不深入了解西方的国情和文化，不了解西方儿童文学的细腻与敏感，想擂台胜出是不可能的。要想让西方接受和欣赏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我们又必要用西方当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讲中国的故事。

　　比如，我们的《东郭先生》可以再给狼一次'重新做狼'的机会。我写的《The Hidden Treasure》就是一个中国的故事：讲的是一位贫寒的老人被三个儿子、儿媳遗弃，邻居听到老人在神智不清时说到什么财宝，于是跑去通知了老人的孩子们。这一下，儿子、儿媳都来了，争着表现孝心，再三逼问藏宝的地方，最后，还没等病危的老人说完宝藏埋在哪里，儿女们就都丢下老人，抢上锨、锹跑去了。由于西方不提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得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给故事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读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填写他们认为满意的结局。这本书被评为加拿大2008年优秀儿童文学，被全国公共图书馆收藏，并且被学校用做“文化”、“家庭”、“历史”、“社会”和“写作”等科目的教学资料。我深信，鼓励博爱、关怀人文是儿童文学的灵魂。

　　总之，我个人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儿童文学作家应该认清自己的文化使命，在引导儿童阅读的趣向、提高儿童鉴赏的能力和开拓儿童的文化视野方面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日益瞩目，西方需要了解中国，也需要中国的儿童文学。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儿童文学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发扬光大。为此，我们必须设法获得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的认可甚至是推崇，因为那是我们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敲门砖”，而这“敲门砖”却恰恰是掌握在我们具有优秀写作功底的、能用 “中西合璧”的世界观来讲好中国故事的作者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