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关于书评家是在“没有尽头的形容词阶梯上不断往上爬”的准确论断，并没为自己争到书评家的豁免权，相反，他独特的文风倒使他在去世50年，将版权自动转给公众之后，仍逃脱不掉被陈列在那个相当拥挤的阶梯上示众的命运。

　　当他身无分文与流浪汉拥挤在收容所浴室里，看到“污垢、破绽、补丁、权当纽扣的带子、一层又一层的蓝缕衣衫，有破洞连片，靠污垢黏在一起。”闻到“流浪汉身上的汗臭同收容所原有的令人作呕的粪便味交杂在一起”时，他所使用的主语是“我们”，即他和其他48名流浪汉。他们同样穷困肮脏，同样要忍受收容所所长野蛮的呵斥。对于一个走投无路而又具有独立思想能力的“不走运的上等人”，奥威尔并不觉得自己跟眼前那些人有什么不同，对自己被迫与他们为伍没有哪怕一句抱怨，甚至连些许哀愁都找不到。

　　在奥威尔这一系列以亲身经历为题材的散文中，他始终都像这样，没有让自己从生活的背景中突显出来。他似乎有意要让人们把自己看作是所描绘情景中一个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必须接受命运安排——不管它有多么糟——的普通成员。无论是在殖民时期缅甸警察部队中充当一名处境尴尬、内心矛盾的小角色；还是怀着满腔热情自愿到西班牙为正义而战，却发现每天的生活就像在监狱里一样肮脏和有失尊严，奥威尔自己都不是文中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光彩角色。

　　他憎恨为之服务的帝国，但同时，他对当地人也充满着由于日常生活的冲突所带来的厌恶。在缅甸，他的工作是参与对缅甸人的绞刑。他做了他必须做的事，然后为“已经做完而感到松了一口气”；在英国的旧书店里，他被那些讨人嫌而并不真正爱书的顾客纠缠得死去活来，最终对书失去了爱好；在西班牙前线，他没有向开枪伏击的对象开枪，因为那个法西斯分子当时正狼狈地提着裤子。奥威尔在自己的作品中，就是这样同所有人生的小角色、小人物一样，被内心和外在的矛盾缠裹在一起，无处可逃。

　　从这个角度说，奥威尔的作品是平视的，他在生活和作品中的位置与读者是完全平等的。你仿佛是在听一个年老的亲戚在绘声绘色地讲叙自己的故事，你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主人公的体温和呼吸，就像自己的一样真实可信。

　　尽管奥威尔的经历曲折，却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和悬念色彩。他的文风称得上是“力透纸背”的反义词，所选取的细节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现象，他也不去做丝毫的渲染和修饰。因为他不需要。

　　奥威尔的描述使我们仿佛带上了特制的眼镜，原本平常的现实变得不那么顺眼了，世界也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事物的颜色发生了变化。那些个曾看上去自然而然的东西竟会如此荒诞不经，那些别的作者们浓墨重彩、极力鞭挞的东西原不过是浮在事物表面的一层浮土，真正令人作呕的东西还在下面呢。

　　这便是我喜欢奥威尔的原因，他从不咬牙切齿，使尽浑身解数，却让你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知不觉百般信任地顺着他的思想去剥离这个稀奇古怪的世界。他叙述从容，决不燃烧起强烈的爱恨。也许他明白，火焰越强烈，熄灭的越快，也就越容易被时间所遗忘。

　　这让我想起俄国社会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时，往往把个体的受难上升到人类生存的哲学层面，有一种深沉广博的济世态度，他们的文字像面临深渊一样令人晕旋，仿佛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深重的苦难与灿烂夺目的阳光之下。强烈的反差使人每读一回便有感同身受的灼痛感。而我们有许多自以为是的“上等人”在忽然被抛置到底层时，既没有奥威尔的从容，更没有俄国思想者承托全人类痛苦的气概，而是常在具体人和事的恩怨纠葛中耗尽激情。他们甚至会把苦难写得更苦，或者再搀杂进一些伪饰的蜜糖，使回顾和反思永远停留在自我把玩的自恋游戏情境中不能自拔，更不要说各种不同时期以提倡的方式(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让作家生活到原本不属于的群体中，去为写而写了。

　　应当说，奥威尔最著名的作品并不是这些回忆散文，而是政治小说《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年》。我把它们看成姊妹篇，虽手法各不相同，主题却是渐次深入的。但它们都太尖锐了，直逼现实，使我们只顾回味其中的细节及其深刻含义，而忽视了审美评判。正像奥威尔自己所说，在他归纳的作家四种写作动机中——显示与众不同，且死后留名；分享世界的美并加入到创造美的过程中去；为把历史的真实留诸后世；为社会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而努力——他的小说更多的是出于第四种动机，而他的散文则可能是第一、二种的混合。显然，他的意图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实现，因而他才被推上形容词的阶梯，并永远陈列在相当靠前的位置上。

　　(《奥威尔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奥威尔经典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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