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夏天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主编、儿童文学作家孙云晓先生向与会者宣读了他们所做的一份读者调查报告，其中收集了2000多条来自中小学生的对于当下儿童读物的批评、意见、建议和希望，如“内容重复、乏味”，“儿童读物太弱智了”，“你们的书不贴近我们的生活”，“请把书写得风趣些”，“少儿读物不要老围着学习转”，等等。在这些被孙云晓称为“天使的声音”里，还有这样一句看似微弱、实则相当有力的请求：“我希望你们给我们写一本可看一年以上的书”。

　　真是一语中的，这句话暗合了我对近几年创作与出版的泡沫繁荣早有的腹诽。不是么？泡沫繁荣也不仅仅表现在儿童读物。据统计，我们的长篇小说这几年来一直是以年产数千部的速度在运转，一些高产写家每年一部甚至数部长篇，都已不在话下。

　　最近《文艺报》上有人以《人工养殖小说》为题披露，某作家可以用电脑日产几万字的小说稿子，然后惊呼：“以此速度，写一部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几乎是弹指一挥间”。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几年，大大小小的书店已经爆满，每一家出版社的出版品的库存量都已超过极限，多少新书刚刚上架，转眼之间就成了旧书，因为新的出版物又送来了。

　　于是，喜欢购买折价图书的人有福了：才出版一两个月的一本长篇小说，仅用二折的价格就可以买回家了；专门以收购废旧纸品为业的人有福了：整包整包的新书，居然也可以旧报纸的价格，论斤收下了。——我可不是在信手杜撰，就在前天，我还从一位小贩的手上，以一元一本的价格，买回了他不知从哪里论斤收购的一批崭新的当代小说，有五十多本呢。我按照多年来的习惯，仍然把它们寄给了我的山村小学母校，那里的师生倒是十分缺书看的。

　　然而，即使我们有了年产数千部长篇小说的骄人业绩，但是不少读者还会时常抱怨找不到小说看；评论家们也早已失去了批评的冲动与激情，一支笔无聊得只好去给三流以下的小说写谀词了；就连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们，也不能不跟着受罪了：为了遴选出三五部长篇小说的金子，可怜他们必须先筛去几百部长篇小说的沙子。以至于使一位参与其事的评论家发出浩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对象是出版的数量惊人的长篇小说，因而整个评选过程称得上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然而不幸的是，作家们才不管你那么多呢！他们仿佛要比赛着去刷新同行间的产量记录似的，继续以可怕的速度写、写、写！出版社更无对于评委们施以怜悯的义务，他们天生就是作家的盟友、纸业公司合伙人，他们的乐趣就是把从作家们那里抢来的急就章、半成品，迅速地在“第一时间”里做成一包一包的印刷品，再在“第二时间”里就让它们流落到废纸堆和化浆池，然后继续去抢夺另一个作家的新的急就章……

　　文学创作和图书出版的泡沫繁荣的“怪圈”，就这样自然地形成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只印了一次便完成了“使命”的作品，而导致它们“速朽”的原因只有一个：它们本来就是“速成”的。这是它们自身带来的互为因果的宿命，怨不得读者的冷漠，也不能怪市场的无情。

　　这种情景倒使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四十年代，在美国，一个有众多文学界人士参加的鸡尾酒会上，许多自命不凡的作家正在高谈阔论：你写了什么什么，我写了什么什么，你的书如何如何受欢迎，谁如何如何评价我的书，等等。其中只有一个小女子坐在会场一角，不声不响，像一个灰姑娘。天知道有人大概是出于对女士的尊重和礼貌，也可能是怜悯吧，就请这个小女子也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小女子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羞涩地说道：“很抱歉，我写得不多。到目前为止，我只写出了一本书，它的名字叫《飘》……”她的话还未说完，全场顿时一片寂静，所有自命不凡的作家，一瞬间失去了骄傲的资本。我在想，假如我们的创作界也能有一位玛格丽特·米切尔来做自己的镜子，我们的出版界也有一本《飘》来做自己的参照，那样我们的状况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法国诗人梵乐希有一句对同行的忠告：“谁写了一首不受人欢迎的十四行诗，谁就有了退休十年的资格。”在此不妨化用一下：谁写了(或出版了)一本不能让人可看一年以上的书，谁也就有了退休十年的资格！——这个标准，实在也是太低了——谨以此言献给今天的每一位创作家和每一位出版家。(徐鲁)《滇池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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