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在深圳，下榻新世纪酒店。一天早晨起来，看香港凤凰台电视节目，忽然看到了余秋雨。他在演讲。不知是何方何所，只见场面很大，一个宏阔的大礼堂里，上上下下满坐着人。而且听众情绪热烈，一会是掌声，一会是笑声。

　　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余秋雨了。1992年在上海开《中国文化》座谈会，谭其骧、顾廷龙、王元化、蔡尚思、冯契、苏渊雷、贾植芳、钱伯城、王运熙、章培恒、朱维铮、汤志钧、唐振常、黄裳、邓云乡等许多老辈文史学人都参加了，年轻些的我请了孙逊、赵昌平、王小盾和余秋雨。因为老辈多，他没有怎么发言。后来中央电视台举办国际大专辩论会，同为评委，我们见过面。此后，就只看到他发表文章、出书，以及关于他的许多消息，还有围绕他的也许很令他厌烦的无止无休的批评讨论，而未再得机缘见到余秋雨其人。因此这次身处异乡异地，尽管是在电视屏幕上，仍有面对故人的感觉。

　　余秋雨的演讲是成功的。态度雍容，声调、节奏掌握得恰到好处，传达的知识、理念也不无新颖。屏幕打出的题目是“秋雨欧洲之旅”。我开始看的时候，他正在讲法国的骑士风度和英国的绅士风度。他说骑士风度衍生出勇敢，绅士风度导致对女性的尊重。他还说英国人语言的收敛、含蓄也许与绅士风度有关。在英国即使发生了严重事件，女王也只是说，这件事不令她开心，最多说让我厌烦。文明生态的遗传，变成了欧洲的财富。理性的力量、人性的力量、风气的力量，弥漫欧洲大陆。我几年前去过欧洲，虽没有像秋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作系统之旅，但能够认同他对欧洲文明的这个初步的认识表述。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欧洲创新精神的看法。他说在里昂，看到就这么一个城市，却在十八、十九世纪有多项推动世界文明的发明。那么整个法国呢？一定更多。可是到十九世纪末，法国人已经感到自己大为落后了，比德国，比美国。而中华文明的几大标志性发明，余秋雨说比较起来未免太少也太早了。我想秋雨说的是对的，因为十六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科技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时正值明朝的中晚期，商业规模和城市经济呈空前的发展，诸多新技术的萌芽开始出现；但上层的淫靡、宫廷的恶斗、知识分子热中政治，历史给予机会却没有形成社会需求。彼时的社会需求是房中术和春药，因此用少女第一次月经制作的一种叫做“红铅”的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红药丸风靡了整个社会的上层。终致闹得明朝亡了国，哪还有机会发展科技。

　　待到十八世纪中叶，社会是稳定了，经济也开始复苏，应该说又有了机会。但知识阶层、第一流的人物被动辄砍头流放的严酷统治压得喘不过气来，除了避息于相对风险较小的“朴学”的碎义诠解之中，鲜有创造发明的余地。而且那个“盛世”的君主又过于傲慢自大，终于对科技领先的西方关上了国门。晚清，有人说是又一次机会。然而那是被动的历史时刻，有接触西学的机会，却只有模仿的机会，而没有发明的机会。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谈不上机会。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和平环境，本来大有机会，日本的经济和科技都是这个时候上去的；但我们不战而自乱，又失去了难得的历史机缘。近三十年算是有了机会，但已经太晚了。发为历史感叹已经无益，重要的是可不能再失去机会，因为这是历史所能够给予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好在国家制定了科技兴国的战略，加大了对高等学校的投入，为把握机会作出了努力。但我个人觉得力度还不够大，措施还不够丰富大胆，人才资源未获全方位开发，舆论展示也远没有做到真正得体有力。

　　余秋雨在欧洲旅行，敏锐地发现我们的科技展示不无问题。德国的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是展现各国形象的窗口，没有谁会马虎从事。最让余秋雨震撼的是法国馆：一进门，是一大排各种姿态的法国有名的艺术雕塑杰作，但不完整，要参观者在一块书写版上给以补充。中国馆的进门处，却是一大幅升上月球的照片。“是么？什么时候？”参观的人不无惊诧地互相询问。余秋雨说，博览会是不可以把不存在的东西摆在这里的。他说不能低估中国馆的设计者，参观的人非常多，甚至也许是最多的。只是这张图片，未免有点那个。我很佩服余秋雨的敏锐，他看到了而且在大庭广众讲了出来。好像他还说中国文化的创造力比较弱，我以为此语稍嫌笼统。一个听众问为什么弱？他说评判标准是昨天的标准，即使有了创新，文化界也缺少判断的敏感。

　　还有一位听讲者问文明是不是一定会战胜野蛮？余秋雨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向有乐观的和悲观的两种。他过去的态度趋向于乐观，现在的心情则比较复杂。说到这里，我听到了一个警句：“伟大的人、最文明的人，总是处于野蛮的包围之中。”然后他举了伦勃朗、梵高、卡夫卡的例子。他说在欧洲旅行，常常想流眼泪。这句话打动了我，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我也产生过相同的感受。我看到了一个严肃的、有担当而又活跃着理性思维并对生活保持审美情趣的余秋雨。

　　前几年听说余秋雨在新加坡演讲、在中国台湾演讲，曾引起轰动。台湾学界友人也曾在公开场合向我问起怎样评价他的《山居笔记》以及别的什么书。我很抱歉，除了几篇零散的报刊文章，我竟没有读过余秋雨的著作。他的谈昆曲的一篇论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上，我约的稿，觉得不错，但王安忆认为不好。这次在深圳看他演讲，我对这位当代文化闻人似乎知道得更多了一些。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界需要余秋雨这样的善于在大众面前表情达意的文化传播者。演讲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学问、一种艺术。我和内子说，余秋雨可真会讲话(内子和余秋雨是不同届的同学)，假如我像他那样游历一番欧洲，当然不会没有收获，但绝讲不出他那样一大篇动听的话来。(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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