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张爱玲在的时候,美丽的女人是可以在上海老的,虽然有些老得可耻些,比如《金锁记》里的七巧;后来,白先勇出来,上海女人要到台北去老了,虽然台北梦里流光溢彩的常是海上岁月,是百乐门的旖旎风光;再后来,朱天文、朱天心——台湾文坛最风姿绰约的姊妹花——出手非凡写下了一群台湾青春悲伤的妙龄女子,但一句“年老色衰(其实才25岁),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台北开始变本加厉地精减青春队伍。上海女人和台北女人都没处老了,香港更是早早地自白流苏的“倾城之恋”后就不允许女人老了,如今还加上王家卫的主人公计分读秒地把着关,“凤梨罐头”一夜之间会过期,爱情一夜之间会消失;好像,台北、香港和上海的文学、电影海关都明里暗里“严禁25岁以上女子入内”,尽管香港最著名男人周星驰的情爱誓言动不动就是“一万年”。
海上花儿照样开,海上花儿却无处落了。当今奔波在文学地图里的人类很多没长大就老了。所以,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朱天文的剧本)考究的不再是韩庆邦和张爱玲执迷不悟的“王莲生沈小红之间的爱情”,而是他们吃花酒的仪式,他们赴叫局的派头,他们争风吃醋的由头,因为现在看来,寄宿在“衣服”或“食物”中比寄生在爱情中经得起老,安全而且时髦多了。比如,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见《白先勇文集·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里那个原来的百乐门皇后,因为坚持亲自督导着苏州娘姨,上海名厨和京沪小菜(随身把两个城市给携带上了),似乎因此并不畏惧岁月流逝,永远都是那个闪闪发亮的尹雪艳。所以,年轻时候女人可以住在衣服里,就像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朱天文自选集·炎夏之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里写的模特米亚,25岁前,将岁月大把大把地衣服一样地随便换掉;年纪稍长几岁,最好消失到食物中去,如同白先勇笔下那一大拨从上海、南京去到台北的美丽女人。
这么说,不是要批判小说中的“衣服”或“食物”取缔了爱情和激情,恰恰相反,“衣服”和“食物”如同金大班、尹雪艳的百乐门曲子,是现代的最好抒情方式。电影《花样年华》显然因了张曼玉的旗袍、点心和芝麻糊而显得特别缠绵。所以,说起现代文学主人公,另有两个重要的主人公分别是:一桌菜和一件衣服。
“这桌菜”自《红楼梦》、《海上花》里就吃上了,后来改头换面地在《倾城之恋》(张爱玲著),在《长恨歌》(王安忆著)里出现过,到白先勇的《台北人》集子里,“这桌菜”已是盛宴有哀音,后来人的菜似乎再也烧不过这个白将军的儿子了。
至于那“一件衣服”,穿到朱天文的主人公米亚为止,台湾小说好像也不必再急于换衫更衣了。再加上,朱氏姐妹的美真的是,用朱天文说她妹妹朱天心的话说:“深情在睫,孤意在眉”,朱天文、朱天心“自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里有不少她们穿美丽衣服的美丽照片,很动人,是衣服的故事,也是岁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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