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强了足足30年。
在这30年里,我的分管情感的神经一直焊接得不太好,一般催女人泪下的事对我都没什么效果,至于一般的影视作品,什么《卖花姑娘》啦,《妈妈再爱我一次》啦,都让我觉得莫名其妙。为此,我曾被一位前辈列为“不可人疼”。30岁这年,我的坚强被一个小胎儿打破了。当时,小小的胎心音嘹亮得犹如驶过一列火车,掀起我情感的风暴,使我泪流满面,从此,我和任何女人一样,成了一个“眼窝浅”的人。
现在,我已经是脆弱得莫名其妙了。
首先在孕产期和哺乳期,我尚可理解地脆弱了一阵,之后,就如后遗症般的脆弱了下去。如果让我陈述一件什么事,只要是稍微带点感情色彩的,尽管我还没陈述完,尽管别人还没怎么样,我一般自己已经被自己先感动了,必得声音颤抖,眼圈发红。如果看个电影电视什么的,那就更不得了了,只要是跟感情,特别是孩子有关的,最先被感动的即使不是我,也肯定有我一个。不管片子的情节多烂,这一关我是肯定躲不过去。要命的是,这些煽情的笔墨,导演一般都舍不得早用,一定要留到影片结尾处,一次用足,对观众的情感神经展开一次狂轰滥炸。当然,这一招对很多人都无效,对我却屡试不爽。我知道这与我的品位无关,但每次映毕灯亮时,我还是会加倍地不好意思——这么大岁数了,让人看见我双目如烂桃,鼻子如樱桃,显得自己特没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与年龄、身份均不符。
如果哪天我决定上街走走,街头那些以行苦肉计为主要特色的骗子都是些眼睛很毒的家伙,不管是本来正在懒洋洋地晒太阳的,或是兴致勃勃地看街景的,一律在距我50米左右整顿好应有的姿态、表情和语调,准备大捞一把。理智制止我施舍,情感却在痛责我的无情,如果我没在他们的小盒子里放上一角钱,我离开的脚步就会如逃窜般慌乱。今年“五·一”,是我在10年之后重游深圳,我最大的发现之一是,10年之后,深圳居然会有这么多乞丐。每当红灯在路口停滞的长长的车龙里,都会游走着好几个要钱不要命的、急切的乞丐。于是,我的乐善好施之心再度不合时宜的大发,刚想打开车窗递出一角钱,同车的亲戚急忙拦住我,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如果你递出的钱数不能符合索要者的要求,他会极敏捷的,趁你的车发动之前,啐你一口唾沫。至于要递出多少钱才能免此“待遇”,“反正一两元钱是不行的”。结果,在深圳的几天里,我始终把车窗关得紧紧的,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冷气的流失,实际上是为了避免遭受不必要的侮辱。好人难当啊。
和那些大大小小的骗子一样,儿子也很有天赋地及早认识到了我的弱点,每当他要制服我时,从不采取大哭大闹,满地打滚的做法,他早就发现,这样做,既没风度,又无效果,而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欲哭不哭,眼泪一定要有,但只在眼里含着,决不能掉出来。然后,再像一只挨了打的小狗一样,一声不响、但却持之以恒地跟着你,剩下的事很快就会大功告成了。
现在,我的这种弱点已经又有所发展,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禁不住三句好话的人,任何人想让我办事,只要貌似真诚连夸三句我的人品,虽不足以让我赴汤蹈火,但已足以让我倾尽全力。(阿姐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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