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十多年前上海友情的回忆，我最深刻的印象是1946年夏季一个烈日的下午。沈寂与我在跑马厅附近散步，谈论他主编的《幸福》月刊。他向我索一篇短篇小说。我们进入静安寺路大光明影院隔壁的咖啡馆去享受冷气，一面饮咖啡，一面讨论我所缀织故事情节的发展。我是《幸福》经常撰稿者，没有料及当时的编辑后来也竟成为今日这本集子的编辑。人生好似走了一个大循环，半个世纪后，沈寂与我的友谊还是如此牢固。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位仍然对我具有信心的编辑？

　　那时青年作者的崇尚是喜用笔名。吴福辉于1995年出版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曾论到四十年代作家，把“二十多岁”的令狐彗比为当年“三十岁”的穆时英，“善于描绘新一代洋场儿女风情”，是“张爱玲时代的一个漂亮的尾音”。令狐彗就是我四十年代写小说所用的笔名。

　　通过《幸福》的篇幅，我的确吸引了一群读者，单行本《幻想的地土》恰在1947年秋我离国赴美前夕出版；即使到了美国后，有一时期我仍收到男女读者寄来的信。今日我重读年轻时期作品，颇起一阵感慨。《幻想的地土》得能保存也是一个奇迹。数年前，四弟名山的朋友在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藏书室找到硕果仅存的一本，替我影印下来。沈寂就是在这份影印本中挑选几篇再加上新的内容，交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我的喜悦好似看到了一个已经失去的女儿重新“克隆”出世。

　　出国后，我只尝试过用英文写小说，未有发表。近二十年来我所写的则都是较为严肃的读书什感、散文、随笔之类，看到自己在半个世纪前所写的虚构小说，颇有些不自在之感。一年余前我给侄儿森林一读。他的评语是：“我的猜想是今日的青年读者仍能欣赏”。这样的反应给我极大的鼓励。

　　我不能相信四十年代的青年爱情故事，仍能适合21世纪青年男女的口味。对中国目前小说行情我太不熟悉了。我当然希望这本集子会同样受到新老读者的欢迎。少年们特别可以借此进入他们爷爷当年青春时期的心情状态，也许可以把两个时期青年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做个比较。

　　《最后的罗曼史》是突出的一篇，因为它是我在十二年前退休(经过美国文化熏陶，受了西方小说技巧影响)时所写。我写那篇的用意是在表达人到老年对爱情的感受，故事虽是虚构，却是作者的真正感情。我们都在惋惜时光的消逝，为此，我也特别珍视友情的宝贵。沈寂在给我一封信中说得好：“此书出版，可说是我们两人创作友谊的结晶。”我希望我们仍有继续合作的机会。

　　2001年2月22日于纽约

　　此文是董鼎山短篇小说集《最后的罗曼史》前言。

    点击此处发送手机短信将此条新闻推荐给朋友
    手机短信传送天气预报、演出信息、彩票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