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杨浦区一所九年制普通中小学初中部，今年20岁、嘴唇上方有一层毛绒绒胡须的卢佳偶尔会在校园游荡，不进教室上课；他对全校的最大骚扰是：每天中午午饭期间，都会尽可能多地从各个教室、教师办公室“收集”报纸，为此会翻学生、老师的抽屉，其目的是——卖钱。

　　该校的柴校长说：“这个学生爱钞票，用上海话讲，是‘戆进不戆出＇。”

　　与钱相关，卢佳从不主动交纳学校要求交的费用，老师问其母亲，母亲说：“孩子回家没说过。”但这个少年上课时从来不干扰教学。

　　卢佳不仅仅是有“学习障碍”，而且是“根本学不进去”，理科考试一律零分，语文考试因其每次都把考卷“写满”，但“没有逻辑能力，不知其意”，得分从几分到十几分不等。由于中小学实施义务教育，他还是很“顺利”地从初一升到了初三。

　　卢佳其实有着严重的智力障碍，这是教师们的判断，但学校并没有他的智商鉴定记录。

　　按照国家教委1994年颁布的《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及上海市教委的有关规定，只有轻度和部分中度类别的智力残障儿童少年，在经过有关部门检测和鉴定之后，才能到普通小学或初中随班就读，而且每班1—2人，最多不能超过3人。

　　“卢佳现象”

　　分管全市特教工作的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副处长何幼华认为，“卢佳现象”是上海特教领域的“极端个案”，可能是家长爱面子，不愿意鉴定。“我相信学校向教育局反映过这个问题。”她说，做不做智力测评是家长的权利，教育部门不能强制执行，只能通过协商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目前有智力障碍的青少年学生3990名，而在卢佳所在的学校，有智力问题的学生，每50名学生的班级有2—3名，有的有学习障碍，科科不及格，有的问题更严重。柴校长说，这些学生在普通学校里，对学校教学秩序有影响；同时对学生本人也不负责任。对于重度弱智学生的教育，学校感到十分乏力，惟一能做的是希望学生自己不要出事，也不要对其他同学造成伤害。

　　如果在特殊学校受特殊教育，卢佳的智力还可能得到应有的开发，品德方面也可能受到应有的教育，而在普通学校，卢佳不仅没有学到什么知识，而且“养成了坏习惯”——拒绝劳动，不做值日等。柴校长说：“这个学生还会搞些‘小动作＇，校长批评他一两句，他会讲校长不好，书记很好等等。”

　　校长承认确有“特殊学生”因老师投入超常的爱心和精力，学习成绩有明显提高，但他也指出，老师们在特殊教育方面缺乏专门训练，同时要专注于其他同学应试至关重要的中考，精力上应付不过来，所以难以给予“特殊学生”特殊对待。

　　不光是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对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就学压力的杨浦区而言，特殊教育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上海市从1997年开始在全市推行“随班就读”的方式，就是希望中轻度智障儿童享有正常人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简单地被当成特殊人群贴上标签。从这种中小学特教改革中“漏网”的卢佳，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特殊教育应该从更小抓起，以使更多的“卢佳”到了适学年龄可以真正“随班就读”。

　　“不可能的任务”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34岁的幼儿园教师应红丽习惯性地用左手拉了拉窗帘，一个正在做游戏的小男孩就不顾一切地扑过去，脚尖吃力地踮起来，牢牢地抓住了她的手，大声叫喊着表达出一种极度的不满和恐惧。

　　如果不是与另外七个有着不同程度弱智的孩子站在一起，年仅4岁、穿着一身洁白背带裤，头发黑漆漆、眼睛乌亮亮的刘路就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怀疑的可爱的小家伙，事实上，他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即使如此，他仍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他的父亲是一位证券公司的老总，“家财万贯”，刘路在家中惟一的嗜好就是看家中股票机上显示的大盘走势和股票行情。而且，在白天他也绝对地憎恨黑暗，拼命地制止任何诸如拉窗帘、关灯等行为的发生，原因谁也无法解释。

　　这是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第二幼儿园的一个学前特殊教育班，一个由两个唐氏综合症、两个中度弱智和四个自闭症儿童组成的小集体，他们或站或坐，靠着一面墙成为不规则的一排，刘路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唐氏综合症患者，据说是一对大学教授的儿子，则跳起了步伐凌乱的舞蹈。

　　这所幼儿园目前有两个特教班，20个中度或中重度的弱智孩子，还有一些程度较轻的孩子在普通班随班就读。在虹口区还有一些类似的孩子在福利院里生活着——将智障孩子送进福利院被何幼华认为是家庭对他们的“完全抛弃”。而能够进入这两个班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都很快乐，因为他们能和正常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可以与他们共享资源教室，还能和他们一起参加集体活动，没有任何歧视。

　　这是从1997年开始曲阳二幼与上海市教委、华东师范大学一些特殊教育专家等一起搞科研课题学前一体化教育的成果。该课题组经过科学推算得出当年虹口区约有300名幼儿有特殊教育需要(指因残疾或学习困难和其他特殊性，如智力超常或有特殊才能而产生特殊需要的处境不利的儿童的需要)。

　　传统的特殊教育往往将智障严重的儿童安置在和普通儿童隔离的特殊学校中，从而错过了对那些虽然发展滞后但程度较弱的儿童进行早期干预的最佳时期。而曲阳二幼的试点研究就是让学前有障碍的幼儿和普通的幼儿融为一体，在教育环境、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等方面享受平等的“待遇”。

　　事实上，直到1999年4月13日，上海市教委才向全市普通幼儿园下发了开展随班就读工作的通知，曲阳二幼的试验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除了在课堂上进行“正式”的特殊教育外，老师们每天还要抽出时间专门对10个孩子进行个别训练，“我们要求每天有20分钟的共同的学习时间，也有至少30分钟一对一的个别训练，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别很大。”幼儿园园长张梅林说。负责照顾这两个班的20个孩子共有4个老师和2个保育员。

　　张梅林把送来的孩子分成“戴帽子的”和“不戴帽子”两类，后者是指那些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后就能送到普通班就读的孩子。“我一般不轻易给他们戴帽子，”她说，“这些处于智力临界状态的幼儿需要更大的耐心和细心。”

　　对很多不幸拥有中重度智力残障孩子的家长来说，孩子有能力踏进普通小学的门坎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每年曲阳二幼都能为普通小学“贡献”一到两名能够随班就读的学生，经过长时间的综合训练后，的确有些孩子能够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招进来的孩子多为中度、中重度智力残障，轻度的一般被家长们送到普通幼儿园，因此，条件不够的大多数“毕业”后就被送到辅读学校进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或技能培训，这样一个特殊教育的网络就形成了。

　　1999年虹口区随班就读的16个“不戴帽子”的智力残障儿，分布在12所幼儿园，2000年结业时大部分顺利地升入了普通小学。(本报驻沪记者朱强□袁幼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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