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昌看的就是这个工地的大门(摄影/魏彤 邱斌斌)

　　大学毕业看大门

　　马国昌，吉林长春人。1996年考入北方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工程专业。2000年他毕业了，面临的是回老家还是在北京找份工作的抉择。一开始，家里人已为其联系好了长春的一个单位，因此，他并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招聘活动。然而，临近人事局规定的毕业分配最后期限时，联系好的工作突生变故。

　　他不得不在北京自谋出路。经人介绍，他与同学小徐一起匆忙与京郊某县一家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意向性协议，并于2000年7月31日至2001年3月28日期间工作于该公司的第三项目部，参与亚北一期工程的建设。工作期间，他与同学均感受到工作及其对公司目前存在的体制弊病的看法。然而这一切均不见成效，于是在今年3月底与同学一起愤然辞职。辞职时，老板扣下了他三个月的薪水。他在一个月后迫于生活压力，应聘于另一家规模较小的建筑公司做总工助理，并工作至今。

　　本报实习记者杨治宜报道2000年6月，北方工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马国昌与同学小徐一起大学毕业。他们都是外地学生，学的是建筑工程专业，由于毕业分配时留京名额有限，经人介绍他们选择了不受名额限制的京郊某县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工作。由于迫近人事局规定的签约期限，他们未及详谈便草签了协议。协议上规定，他们至少要为该公司服务五年。但不知何故，双方一直没有签订正式的用人合同。

　　这家企业的老板姓窦，是京郊某县著名的农民企业家。他给大学生开出的条件是月工资800元，吃住在工地，没有福利和劳动保险。就这样，7月31日，马国昌、小徐与另一位毕业于农业大学的小何一起走上了工作岗位。然而工地实际条件之恶劣为他们始料未及：与延庆县的几名职高生一起十个人住一间房，不能洗澡，饭食粗糙。但最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虽然名义上他们是总工程师的助手，但实际上却没有人带他们，工地上的任何杂活都可能叫他们来干，也没有人回答他们提出的技术问题。

　　来到工地的第四天，现场的工长突然找到马国昌，说：“今晚看门的老头回家了，你帮他看一晚门。”马国昌很惊讶，但还是去了，在工地门口的小屋里呆了一夜。后来，他发现这并不只是针对他个人的。

　　一旦看门人有事，实习生们就得轮流看门。正值秋季工地最忙的时候，有一天马国昌又被项目部经理叫去看门了，而且是看守更加荒凉的料场大门。那间小屋没有屋顶，也没有门窗，那一夜马国昌给冻得够呛。

　　马国昌和其他大学生不堪忍受这样的待遇。从2000年9月到今年3月辞职以前，三人一起与经理长谈过三次，不仅仅是有关个人的待遇，更多的还是对公司的现状提出了种种看法。然而除了让公司上下对他们的“傲气”另眼相看以外，一切如故。3月28日，马国昌和小徐最后一次找到老板，递交了辞呈。

　　7月27日下午，记者根据马国昌提供的线索辗转找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工地。说起负气出走的两名大学生，这里的人们还是记忆犹新。现场的总工程师不以为然地告诉记者，建筑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人才培养的周期特别长，别说大学毕业生，谁刚来都没有具体的活干，都得自己去看，自己去摸索。建筑行业的培养周期有多长？这位总工告诉记者，至少得两年，也就是盖一到两栋楼的时间。

　　现场的项目部经理也说，大学生们虽然理论功底扎实，但建筑工程凭借的是经验，必须熟悉每个工作流程的细节。总工和经理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至于如何熟悉这些细节，就得靠大学生们自己了。在他们看来，大学生不肯吃苦，心高气傲，理论懂得不少，可是其实什么也不会，连叠图纸都干不好。至于看大门的事，他们的解释是：人员有限。工人忙了一天了该休息，经理、总工又不能去看大门，学生没什么事，所以只能让他们去看了。

　　经理认为，公司对大学生们已经够意思了。公司实行的是攒假制度，一个月规定只能休息四天，少休息的假期可以攒下来。而大学生们除了每个月四天假期以外，还有春节的带薪假一个月。这种条件比起工人来不是好多了吗？

　　北京市祥琦劳动信息咨询公司律师左祥琦分析，从根本上说，这是该公司所沿袭的乡村手工业作坊式的经营观念遭遇现代文明时的尴尬。窦老板堪称当地的一个能人，他出身农民，当过兵，什么活都干过。能有今天靠的是自己的摸爬滚打。他认为，这就是培养人才最好的方式。至于合同、福利与劳动保险等等问题，他根本想都没想过。他说：“我们企业就是这样，给你报酬了就是合法。”

　　而对于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来说，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挣钱和升迁，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具体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他也说不出来，但应该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实现自己的建筑理念。

　　面对两种观念的冲突，我们无法评判谁对谁错。人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使用人才、如何留住人才，传统的观念正受到现代理念的挑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公司现在正计划盖一座楼，解决人才的住房问题；窦老板最近也请来了一位法律顾问。看来，在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愤然离开所带来的冲击下，公司正悄悄地发生着一些转变。

　　-摄影/魏彤邱斌斌

　　-公司爱才而不能用才，大学生愤然离开。

　　　人才流失谁之错？

　　-公司说大学生偷懒，大学生说公司怠慢。

　　　人才闲置谁之错？

　　-老板花钱买北京户口，大学生对此不领情。

　　　人才“不忠”谁之错？

　　-观点交锋

　　-交锋一：公司爱才而不能用才，大学生愤然离开。人才流失谁之错？

　　事实上，该公司的老板并不是不知道人才对于企业的重要性。1996年8月分配到该公司来的农大学生小陆，当初也经历了与马国昌同样的“学徒工”时期。他也一度想过要离开，但最终还是“熬”了下来，并且在四年后当上了公司的技术质量部经理，在延庆有了房，安了家。

　　为什么别人可以呆下去的地方，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却不能忍受？马国昌告诉记者，他们离开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觉得公司的体制有弊病，在这里呆下去没有发展前途。他说，公司从一个乡镇小企业发展而来。老板虽然直觉到大学生是“公司的未来”，但在如何使用上却缺乏经验。工地上延续的这种“学徒工”式的学习方式，根本没有分工概念，也缺乏对整体的了解。

　　与马国昌他们在该公司的遭遇相比，他的同学们要幸运的多。马国昌有几个在其他建筑公司工作的同学，他们不仅待遇比马国昌他们高，而且有人带，有活干。相形之下，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心里就更不平衡了。

　　马国昌认为，小陆并不是他们效仿的“榜样”。他说，只有在有经验、有耐心的老师带领下，多解答一些自己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现场，踏踏实实地学到东西。否则，就比如说小陆吧，这样“吃苦”，至今现场经验也还是不足。

　　公司总部的黄总工程师曾经想亲自将这几名大学生带出成绩来。她向老板建议，先把他们调到总工办自己的麾下教些东西，然后再以公司的名义派到项目组去。这也是大学生们愿意接受的。然而老板不同意，他不以为然地说：“让他们先摔打个三四年吧。”

　　马国昌与小徐的愤然辞职，才真正触动了老板。他们走后，老板紧急召集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开会，会上，他大骂马国昌等所在的项目部经理：“我辛辛苦苦要来几个大学生，结果都让你们给养跑了！”

　　-交锋二：公司说大学生偷懒，大学生说公司怠慢。人才闲置谁之错？

　　去年与马国昌、小徐一起分配到了该公司的小何，为什么在他们两人都走了的情况下独自留了下来呢？当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屋子里睡午觉。说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显得十分的无奈。与他俩不同，小何来自福建农村，万一辞职，他担心的是自己的户口会被遣回原籍。

　　为了防止小何也走上马国昌和小徐的道路，老板提高了他的工资标准。如今小何的月薪是1500元钱，住宿条件也大有改善。但是他的工作却十分清闲：负责“管理”工地的计算机，确切地说是专职打字和复印，因为这些机器只有他一个人会操作。

　　说起这一点，公司也有气。他们觉得大学生缺乏实践经验，白拿钱不干活。可当记者问项目部经理为什么不请一位专门的打字员，让小何继续学习，早日挑起大梁时，得到的回答是：那又得开一份工资了。

　　这一矛盾从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刚到工地时就业已存在。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认为自己与职高生做一样的工作，技术特长得不到发挥，现场零碎的工作也满足不了他们的学习欲望。而对于现场的管理人员来说，大学生们的存在简直是人力的浪费，因为他们既不能参与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也不够资格指指点点。他们说：“你们大学生来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以前你们没来，我们二三十层的楼不也照样建起来了吗？”

　　双方彼此不满意的结果，是造成了人才的闲置。小何并不觉得清闲的工作有什么好，因为这既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拿闲工资又让他心里不安。

　　-交锋三：老板花钱买来北京户口，大学生对此并不领情。人才“不忠”谁之错？

　　当初与该公司草签协议时，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并不知道该公司其实不具备接受大学生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进京的户口指标。但是窦老板的脾气是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他花了不少钱，通过私人关系为三位大学生“买来”了北京市的个人户口。

　　应该说，窦老板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大学生们会对自己“不忠”。他没有与他们签订合同，也就无法按法律程序追究他们“违约”的责任。可惜金钱换不来忠心，何况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并不知情。最后他们说走就走了。

　　记者问窦老板：“难道您不觉得自己亏了吗？”窦老板回答说：“这没什么亏的。他们大学生对自己的期望值太高，思想觉悟却不高，只想着个人待遇，把公司当成解决户口问题的跳板。这种人爱留就留，不爱留滚蛋好了。”

　　然而老板为什么不与大学生们签订合同，用法律约束大学生的“不忠”行为呢？窦老板的回答还是那句话：“他们想跳就跳吧，在不在我手下干活应该是双方一拍即合的事。”

　　马国昌和小徐的“不忠”果真是因为待遇问题吗？马国昌说，对该公司没有忠诚可言，因为自己对它毫无留恋。现在，马国昌在另一家建筑公司担任总工助理，这家公司规模颇不如该公司，月薪也只有1200元钱，还不如离开该公司时老板挽留他们的数目。然而，这家公司在他最潦倒的时候收留了他，并且对他十分信任。马国昌说，如果离开这家公司，那才真是“不忠”了。

　　至于北京户口，马国昌并不觉得自己欠老板什么。他说，现在他工作的公司有正式的用人指标，假如自己当初分配在这里，也一样能解决户口问题。该公司的做法只能说明他们公司自己有问题。

　　-律师点评

　　-老板不懂法，工地不养人，乡村手工业作坊式的经营观念遭遇现代文明时的尴尬

　　北京市祥琦劳动信息咨询公司的左祥琦律师告诉记者，该公司对三名大学生的雇佣是不合法的。

　　首先，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毕业时与该公司签订的意向性协议书不能代替劳动合同。不签合同就用人，不受《劳动法》保护。因此，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没有为公司服务的义务，随时可以走人。

　　其次，公司既然事实上与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建立了用人关系，就必须给他们上保险，否则就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

　　再次，老板通过所谓的“私人关系”给他们上了北京个人户口，这也是不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因为马国昌和部分大学生没满一年试用期就离开而把他们的户口打回原籍，那也是公司自己的责任。

　　对于该公司来说，他们接受大学生的方式无疑存在许多误区。这些误区不仅是因为不懂法，也是因为观念的不同。例如，项目经理曾经告诉记者，马国昌的工作态度很不认真，带着耳机上工地，一边听一边干活，成什么样子。而马国昌认为自己的工作态度没有问题。据他回忆，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那是悉尼奥运会期间的事。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办公室叠图纸，不需要动脑子，所以有一次带上耳机听消息，结果正好给经理看见，十分不满。其实，双方的许多误会都是因为这类细节引起的。隔阂日深，又缺乏交流，最后导致关系破裂。(实习记者杨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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