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康健，每次做监考教师时总会向学生强调这样一句话：“作弊，有可能获得高分，但请你们先想一下，在人格和分数之间，你选择什么？”

　　可当康教授看过本报披露山东曹县一中高考替考事件的报道后，并不觉得特别震惊，因为，他的学生们私下向他透露过近年来高考中的一些“黑幕”。他说：“我知道的有些问题比你们媒体披露出来的还要严重。”

　　近年来，频频被媒体曝光的高考舞弊丑闻一再敲响警钟：我们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有人曾简单地将此概括为追求升学率的恶果。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劳凯声教授大声反驳：“升学率只是借口，事实上，舞弊让一些人得到了好处。”

　　劳教授对近年来发生的考试舞弊手段进行过研究。他发现，高考舞弊已从夹带纸条这样的个体作弊演变成大规模的集体违法。“当前，在制度建设上，首先必须预防集体作弊。比如，建立回避制度。”

　　山东一位中学教师注意到，越是高考大省(考生多，分数线高)，越容易出问题。他认为，这是竞争过于激烈的负作用。山东曹县替考事件只是一种表象，它映射的则是亟待完善的高考制度。

　　一位长期从事教育报道的记者深有感触地说，考上大学就可以当干部，而考不上大学就一辈子注定要当工人、做农民，这种人为的以一次考试定终身的教育、人事体制存在不少漏洞。

　　康健教授认为，现在我们口口声声提倡素质教育，但实际上还是学历社会。学历，一方面鼓励人们追求上进，但同时，又有人为了学历巧取豪夺。在学历社会，出现替考、作弊现象毫不奇怪。

　　“我们的教育已陷入一种怪圈：教育的初衷是为培养人格品德健全、知识技能专业的人才，但现行的教育却使相当一部分人为获取受更高教育的权力，完全摒弃了教育的初衷，变得不仁不义不诚不信。在一些青少年身上，急功近利的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学生在成长的路上就学会了欺骗、不劳而获。这样的人读书比不读书对社会的危害还大。”康教授对此十分忧虑。

　　一位对现行高考制度极度失望的父亲，将“极度厌学”的女儿在高三毕业前夕送往美国。他只为了结一个心愿：“让女儿自由发展去吧。”女儿在美国半年几乎获得所有任课老师的共同评价：“极度聪明、好学”。

　　据这位父亲介绍，在美国，上大学不是选拔性考试，而完全是个人行为。申请一所大学，要学生过去4年的成绩单、SAT考试(由商业机构组织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可考数次，以最好的成绩申请)成绩、老师的推荐信等材料，然后再参加学校的复合考试。因为评价的因素很多，就很难作弊。而在中国，分数是惟一的标准，只要在分数上作弊就行了。

　　康健教授也表示，我们研究了多年的教育，也尝试研究高考制度改革，现在发现，我们自己也很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的研究，大多是在体制内做文章。超出这个体制，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敢做。我们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

　　曾有许多专家建议，将中国大学的入学难改为毕业难。比如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学院，本科每年级保持10%的淘汰率，差一些的学校可以低一些。这样，那些找人替考上大学的人，就无法毕业。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认为，大规模选拔性统一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尤其是高考长期实行之后，其利弊得失都充分显露出来，因而，高考制度改革已变得十分紧迫。(蒋薇 郑琳 杜涌涛)

特别说明：由于高考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高考消息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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