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在江西玉山县宅前村调查时，察看细菌战受害者身上的伤疤

　　　昨天是8月15日，56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

　　“8·15”前夕，由中日两国人士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原告团、辩护团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为迎接9月和11月日本东京地方法庭的两次开庭作准备。

　　1997年，百余名曾亲身经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人以及受害人遗属向日本东京地方法庭起诉，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二战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细菌战罪行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场历时数年的跨国官司已开庭24次，预计将在明年春季作出一审判决诉讼，为了历史真相

　　血与泪的诉讼

　　1998年，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走上日本东京地方法庭，代表108名中国人原告，要求日本政府作为国家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责任。三年过去了，这场跨国诉讼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

　　8月4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14位原告代表”和“731部队细菌战要求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团”日本律师代表相聚杭州，回顾总结前24次开庭的经验，为迎接今年9月和11月日本法庭的两次开庭，替中国受害者伸张正义做准备。

　　会上，这些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中国百姓，向日本律师团和原731部队老兵愤然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带来的灾难。

　　衢州原告代表杨大方说，1940年10月4日，日机在衢州撒下破布、米粒，城中随之突然出现许多跳蚤。不到半个月，鼠疫就蔓延整个县城。杨父平时身体健康强壮，但是突然得病，不到一星期就去世了，年仅39岁。9岁的杨大方与母亲被赶到衢江的小船上隔离了半个月。那时，衢州约有5万人死于鼠疫，30多万人被感染。1942年8月，日军撤退前又实施了细菌战，杨大方与二哥腿上长满疥疮，腿部溃烂，连裤子都脱不下来。

　　湖南常德原告代表、67岁的何英珍神情激愤。她说，1941年秋，日军制造的鼠疫在她家乡流行，一天，不满30岁的嫂子做完早饭，突然倒在门口，不能说话，发高烧，浑身紫斑，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姐夫帮忙料理完丧事后才两天，也撒手西去。原有18口人的大家庭在18天之内接连死了6口人。那时，常德全市死于鼠疫的有1万多人。

　　何英珍说，作为一个幸存者，自己一定要替死去的亲人伸冤，一定要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她说：“诉讼时间一拖再拖，原告中已有十分之一去世了！我只要活着一天，就要坚决斗争到底！即使死了，我的儿子和9岁的孙子也会接替我继续申诉！”

　　自1997年8月向日本东京法庭递交诉状以来，这个细菌战受害案目前已开庭24次，中国原告由108名增加到180名。庭审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受害陈述和第二阶段的证人调查，今年5月开始转入第三阶段———法庭辩论。

　　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细菌战历史是日本政府想完全隐瞒的历史，所以细菌战受害案起诉的第一目标是要迫使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历史事实。在第二阶段的庭审中，东京法庭终于采纳了律师团的要求，同意11名证人和7名原告出庭作证。证人中，有原731部队航空班的老兵，有研究细菌战历史的学者，有当年的历史见证人，他们都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了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实施过的战争犯罪。

　　代表受害者出庭的中国女性

　　美国人谢尔顿·H·哈里斯在他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特别指出：“特殊的谢辞应归于王选女士，她用自己的全部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

　　王选，就是代表108名原告走上日本地方法庭的那位中国女性，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市崇山村。1987年，她与丈夫赴日本留学。1995年8月3日，王选在《日本时报》上读到一则消息：首届关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会议提及有3个中国农民代表公开表示要求日本政府对细菌战的危害进行赔偿。这3个人全都来自家乡浙江义乌，其中一位崇山村村民王焕斌就是她相熟的堂叔。

　　对日军细菌战暴行了解很多的王选再也坐不住了，她要在异国他乡支持同胞们讨还公道！从此，王选和日本友人一起，为调查细菌战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调查，当地的受害者纷纷要求起诉日本政府，清算罪行。1997年底，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成立，王选被众人推举出任这个由108位受害者代表组成的原告团团长和总代表。

　　1998年2月16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在东京地方法庭第一次开庭。当王选站在法庭原告席上慷慨陈词时，她感觉到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力量：“人们不会忘记，50多年前日军实行作为国家政策的细菌战，在当时即为国际法所禁止的战争犯罪。战争失败之前不久，日本政府隐瞒了这一战争犯罪。战后，又由于日本政府和美国对这一战争犯罪的隐瞒，在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理应受到审判的细菌战战争犯罪没有受到审判。但是，正义必定惩罚罪恶。今天，细菌战的审判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庭了。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230名日本律师倾力相助

　　担任这场跨国诉讼原告辩护的“731部队细菌战要求国家赔偿诉讼辩护团”，由230名日本律师组成。官司已经打了4年，他们却没有收取过任何报酬。

　　这次诉讼辩护团的5名律师代表来到西子湖畔，再次倾听原告的血泪心声。他们说，打官司初期，他们只是对受害者抱有同情之心，对日军细菌战了解不深。可是在近几年的调查和诉讼过程中，这些日本律师实实在在地接触到许多原告，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为此，他们更坚定了要把这场官司打下去的决心。

　　今年已经是78岁高龄的土屋公献在日本律师界赫赫有名，他是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从事律师工作已经有40多年。作为辩护团团长，年事已高的土屋公献不辞辛劳地多次来到中国，辗转各地，与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进行深入的交谈，汇报诉讼进展。

　　土屋公献向记者坦言，这次诉讼的困难和压力主要是诉讼过程漫长，要调查的内容十分繁

　　杂，而且越是深入调查，新发现的事实越多。这也说明日军细菌战真相被精心掩盖，给诉讼带来很大的困难。他说：“由于类似案例多是日本政府获胜，所以这次也不知能否获胜，尽管如此，但我们一定要把起诉坚持到底。因为这次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诉讼，对于日本现政府反思战争责任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承认历史事实才是日中友好的基点。”

　　一濑敬一郎是日本的知名律师，出生于长崎。他说，此次来杭州，就是要争取在明年初的判决之前，把整个诉讼推向高潮。他指出，日本政府极力否定侵略战争的事实，对战争责任态度暧昧。大部分日本人不知道细菌武器在中国战场的使用。辩护团就是要竭尽全力先让日本法院承认细菌战的事实，只要承认了，就有可能向赔偿这一方向发展。

　　在日本，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反而帮助中国人来起诉日本政府。一濑的回答很坚定：日本政府做坏事，就应该由日本人自己站出来反对和制止。当然，帮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官司本身面临的困难有很多。最大的困难，是日本政府不肯将许多封存的档案资料公诸于世，而那些档案资料对中国的被害人来说是最有利、最有力的证据。

　　当记者问他“如果不能获胜，一切努力是不是白费了”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不发出呼声，就不会赢！”

　　原731部队老兵诚恳谢罪

　　这次是筱冢良雄第7次来到中国。他是这场诉讼出庭作证的两位原731部队老兵之一。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来中国时才16岁。1939年5月12日，他作为731部队的少年兵来到哈尔滨，但是没人告诉他到底来做什么。“不听、不看、不问”，就是这支细菌战部队铁的原则。

　　然后，筱冢良雄一直在参与制造一种厉害的细菌。从1942年11月开始，筱冢良雄曾在“口号栋”的7栋和8栋中使用鼠疫菌进行过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目的是要确认自己制作的细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杀伤力，进而培育更毒的细菌(主要是鼠疫菌)。用来作为实验材料的是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构抓来的抗日分子。他们往活人体内注入富含细菌的血清，然后把得病将死的人活活解剖。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解剖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那是一个充满智慧、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筱冢良雄回忆说：“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在刷洗他的身体时，我的手脚都在哆嗦。我是闭着眼睛刷完他的脸的。”

　　起初家人也反对筱冢良雄出庭作证，但筱冢良雄觉得自己应为正义而战，隐瞒这些历史事实是在犯罪。

　　回顾那段血腥的历史，他觉得自己当时很愚蠢。他说：“对中国人民我是加害者，做了作为一个人所不应做的事；而今天我能跟原告团一起控告日本政府是我的光荣，是中国人民挽救了我。谢谢中国人民给我一个谢罪的机会。只要还能行动，我就要继续工作，在有生之年用具体行动来向全中国人民谢罪和报恩！”

　　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随律师团来到杭州的有日本和平反战人士松井英介、吉田义久、增田博光等，还有两名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三年级学生日向野理惠、薮田瑶子，她们是主动要求前来中国参加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的。

　　对于这两名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二十挂零的日本女孩子来说，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骇人听闻的细菌战，离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但她们坚持要到中国来亲身体验，希望把所见所闻的历史真相告诉更多的同龄人。

　　在与原告代表见面时，这两名女大学生认真倾听原告的字字血泪的回忆。她们告诉记者，这次调查很大程度上对她们将来的人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日向野理惠说：“当我们通过其他机会，得知教科书上所没有记载的历史真相，清醒地看到日本曾经发动侵略的罪恶时，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我们为了日本与中国未来的世代友好，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隐瞒的事实，承认过去的错误。”

　　这次与日本律师团同行的还有“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调查澄清会”的主要成员。正是因为他们最早介入日军细菌战真相调查，才引起了国际社会对细菌战真相的关注。近5年来，他们先后来中国进行过十几次义务调查，其中不少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受害者的辩护律师。“澄清会”成员松井英介告诉记者：“在国内，我们也承受着来自社会统治阶层的压力，会员们在单位里受到排挤、影响升迁，在经济上也受到损失，但与当初中国受害者遭受的痛苦而言，这点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当初我们成立‘澄清会’，是受良心驱使才来调查真相的，也是为了日本民族的前途着想。如果再不好好反省，日本将会失去国际朋友，这个民族将毫无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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