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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那个寒冬的早晨，清华园的南北主干道上悬起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洁白的千纸鹤。清华学子以此为飘然仙逝的老学长钱钟书送行。其实，钱钟书并没有远去，他的精魂依然萦绕在所有思念他的人们中间。就在他病重的时候，一家三口(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女儿钱瑗)郑重决定将钱钟书及杨绛的全部稿费及版税捐赠给母校，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以奖掖那些好学上进、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果把刚出版的《钱钟书集》加上即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卷)、《宋诗纪事补正》等，在版权保护期内的稿酬总金额就相当 可观。作为人文学者，将自己毕生辛勤耕耘、呕心沥血所得倾囊捐赠，这样的事，在中外文化史上颇为罕见。“好读书”奖学金的设立，不仅会帮助一些学子实现他们的梦想，而且，作为一种精神表征，它寄寓着两位文化前辈的魂魄与期待。
最近，我有幸拜谒杨绛先生，当问及基金何以设立在清华时，先生答道：“我们一家三口都最爱清华大学。”杨绛先生“三进清华”和清华为钱钟书“两次破格”的佳话都已广为人知。对他们的女儿钱瑗来说，清华园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清华园的魅力何在？在于“读书”。初降世间就倾情于书的钱钟书，一迈进清华就被“架巍巍”的图书馆迷住。他读书之博，见解之精，令同辈叹为观止。杨绛先生一进清华就同“二书”结缘：一为读书，二为“钟书”：因爱读书，而爱爱读书的“钟书”，因爱钟书而更爱读书。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近作《我爱清华图书馆》中称，自己本来可以在宿舍里读书的，但偏爱去图书馆。她说，读书如“串门儿”，借几本书读在宿舍读是串几家的“门儿”，而站在图书馆的长长的书架前，“家家户户”自由出入，兴会无穷。可见杨绛在读书上也是一位饕餮者。“好读书”可以说是钱、杨的共同志趣，也是联结两人情缘的一条红线。石遗老人于钱、杨结婚时的赠诗中有“旁行书满腹，同梦笔生花”，可以作为他们六十余年相伴相随的写照。两人在牛津读书时，钱将牛津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Bod le ian)，以饕餮之蠹自诩。近年杨绛整理钱钟书的笔记，计有外文笔记178册34000多页，中文笔记部分大体数量与此相当；另有“日札”23册，2000余页，加在一起足足四十卷。杨绛说：“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书虽多，也不易遗忘。”(《钱钟书手稿集·序》，《读书》杂志2001年9月)
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光十色的时代，人们“各有所好”；有的女孩子好逛商店；有的男孩子好看足球、购买名牌汽车；有的人好赚大钱或做大事，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或撒切尔夫人。所有这些“好”，都是无可厚非的，只要不违反道德和法律，都可各行其道。但所有的“好”中间，毕竟有境界与品味的高下之分，而所有的人几乎都承认，“好读书”是一种品味高尚的表现，以不读书为荣的时代已经如噩梦般过去了。
“好读书”还有目的的不同。古人云“学而优而仕”，因而，为了当“仕”就必需“学而优”；现在，有的人为了谋个好职位、赚更多的钱或者当个众人仰视的“大师”也要努力读书。为了这些目的去读书，书就变成了充满异味的东西。钱、杨先生提倡的“好读书”中的“好”字大有深意存焉：即读书首先应成为一种“爱好”，或曰“嗜好”。读书治学就是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他们选择的生命存在方式与价值所在。《论语》说：“学为己”，读人文之书首先是自身精神上的需要，提高自身修养的需要，而不是功利的需要。钱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其意与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之意大体相同：“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欲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读书役于功利，则不能脱出“俗谛之桎梏”，亦不可能阐扬真理。但历史竟是如此捉弄人：钱先生避名利有如避瘟疫，却被名声逼得无处可逃，恨不能弄件“隐身衣”穿穿(见杨绛《将饮茶》)，以逃避世俗的喧嚣。而某些不择手段、急于成为“大师”的人，也许达到目的，但不免亏负了人生一世。
传说钱、杨先生家来客，见了他们家的水泥地、白灰墙，很惊诧，说：“这简直是‘寻常百姓家’了！”钱、杨两位先生听了笑说：“我们不是寻常百姓吗？”他们劝钱、杨先生把“陋室”改得“豪华”一点。但他们的生活观念和钱、杨先生是如此的不同，就像是在两个不能沟通的世界里。如今杨绛先生所住的房间里依然是水泥地、白灰墙，与当今一些教授们新迁的住宅相比，可谓简陋，但所有房间都干净、整洁、雅致，流动着一股清幽的书卷的馨香。杨绛先生的服饰朴素无华，毫无珠光宝气。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却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好读书”的青年。我惟愿获得此项奖励的青年不要像那几位来客的识见。读书考试经常得一百分的人，未必不会是一个品味低下的精神贫困症的患者。
杨绛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杂忆与杂写》的自序中说：
“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W.S. Land o r)的几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因此，我把抽屉里的稿子整理一下，汇成一集。”(《杨绛作品集》第二卷第1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人至暮年，终要思考“后事”。钱、杨先生想的“后事”，是把什么留给后人、留给未来的世界，因此，不是歇息，而是更加拼命地去做。年届九十的杨绛先生，以病弱之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整理出四十卷本的《钱钟书手稿》，而自己一心想写的许多东西被搁置在一边。因为她知道，对于这个世界来说，钱钟书比她更为重要。
1991年，杨绛要求钱钟书为自己构思中的小说人物写几首情诗。钱先生“苦思冥搜者匝月”，得诗七首。其中“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两句，成了今日杨绛先生整理钱钟书遗稿时的精神写照。
在钱先生离去之时，杨绛在他的遗体上摆放了一株紫色的“毋忘我”和一株白色的玫瑰。紫、白两色恰恰是清华的传统校色，至今，校旗、校服依然是紫白两色。心理学家说，对色彩的同好，是心灵相通的表征。每当春夏，水木清华的山坡上开满紫白小花，提醒我们：钱先生的魂、杨先生的心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为民族复兴而自强奋斗时，他们鼓舞着我们。钱先生生前被誉为“文化昆仑”，他是坚辞不受的。今天，万千学子共筑新世纪的文化昆仑，钱杨二位先生都会是乐于为后生加油鼓劲的。如果说，“好读书”奖学金的设立包含着前辈的如此期待，我以为，无论是钱先生的在天之灵，还是身体尚健的杨绛先生，都是会含笑赞许的。(徐葆耕 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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