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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20多所民办大学，可能有三分之一撑不过这个冬天。”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01年8月，记者奔波于北京十几所民办大学之间，多次从不同的人口中听到这个说法。
时间进入2001年的时候，北京民办高校的分野已经越来越明显。以吉利大学等为代表 的“新生代”学校发展迅猛，而一大批老牌民办学校却举步维艰，相当一部分学校根本招不到生，北京登记在册的120余所民办高校里面，有实际招生能力的只有35所左右，不足三分之一。
“这说明民办教育出现了激烈竞争并呈现优胜劣汰的局面。”全国民办高教委常务副主任、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宝渝说。
对全国最早一所民办大学北京自修大学的创办人李燕杰来说，话就不能说得如此轻松。北京自修大学曾经是最辉煌的民办大学，在全国有30多所分校，号称毕业学员30多万人。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该校题写了校名。
“从1993年开始，自修大学的招生就年年下滑。”北京自修大学新经济学院代院长冯俭对记者说。今年，北京自修大学与海淀走读大学培训学院联合办学，成立新经济学院，招生情况才有一些好转。他透露，目前新经济学院的报名人数已接近4000。
而在差不多相同时间里，北京科技学院副院长周孟奎对记者说，他们学校的报名人数已超过3万人(实际就读者按惯例约为1／10)。除此之外就是去年才成立的吉利大学，招生人员称报名人数已超过1万人。
周孟奎认为，北京科技学院和吉利大学都是“新生代”民办大学的代表。而海淀走读大学、东方大学、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原称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燕京华侨大学等则被认为是老牌民办大学。
老牌民办大学发展十几二十年，为何始终长不大，不但不具备丝毫与公办大学抗衡的实力，反而迅速地被“新生代”取而代之？
为什么生，为什么死，这是一个问题。
无法逾越的“体制内”优势
1984年9月的一天，北京海淀区成府路小学分校来了一个老头，要求租用学校的几间教室。学校负责人问他租教室干什么，他说是办大学，所有的老师都惊讶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老头就是海淀走读大学创办人傅正泰，原清华大学教师。几天后，海淀走读大学就在这所小学里开学了。启动资金是傅正泰从清华大学一个研究所借的5万元。
几乎每所老牌民办大学都有这样的艰苦创业故事，而且情节惊人地相似：几个退休或将近退休的老教师一拍即合，东拼西凑弄点钱，租几间教室就开张了。
这些只有一两间教室、几个临时聘请的老师的“麻雀大学”就这样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艰难地生长起来，北京很快成了全国民办大学数量最多的地方。
发展是艰难而缓慢的，从一开始，民办大学就面临着不利的政策处境：国家不承认大多数民办大学的学历，学生要获得文凭需参加自学考试或学历文凭考试；不纳入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毕业后不能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就业，不能进入干部编制；甚至，坐火车也不能享受半价待遇；招生只能招公办大学不要的“高考落榜生”，毕业后自谋出路。
然而，有教无类、登记入学、宽进严出、自主择业，民办高校天生的这些特点，不正是高教改革的方向吗？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不都是这么办的吗？
方向上的正确性并不一定能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十几年过去了，人们发现，生存得最好的民办大学，几乎都是获得国家学历承认的大学。到2001年，北京的民办大学只有海淀走读大学一所在校人数超过万人，而海淀走读大学是最早获得国家文凭承认的民办大学。
只有对中国的双轨体制有深刻了解的人才能明白公办大学文凭的含金量。高考绝不仅仅是大学的招生考试，更重要的是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考生一旦被公办大学录取，就意味着进入了“体制内”--进入国家干部编制，旱涝保收的薪金，比较好的职业和政治前途。
当这种巨大的体制优势转变为招生上的市场优势时，民办大学的方向正确性就如同画饼充饥一样不堪一击。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如果国家双轨制的人事制度不改变，高考作为国家人才选拔考试的功能不变，民办大学的处境就很难有大的变化。如果说民办大学这几年有了一些发展的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外人才市场的存在和逐步壮大：民办大学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只能去民营企业。
海淀走读大学副校长刘林说，目前来看，获得学历承认和统招还是民办学校的目标，这与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相关。他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精英化阶段，适龄人口受高等教育占15%以下。大众化阶段是15%—40%，普及化阶段达40%以上。我国的目标是2005年达到15%。只有高等教育到了普及化阶段，“有教无类，宽进严出”才可能是民办学校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迫的选择。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办大学的发展成了一个悖论：民办大学存在的价值，是因为他们作为体制外教育力量的存在。如果一流的民办大学的目标是变成一所三流的公办大学，还办它们干什么呢？
作为朝体制内发展的一个极端，海淀走读大学在很多时候就成了人们“诟病”的对象，它不但得到学历文凭承认，纳入统一招生计划，还在别的地方享受很多政策优惠，比如，它的用地是海淀区政府无偿划拨的，它的管理层有干部编制。所以，有时候它干脆不被当作民办大学对待，北京市的主管部门召集民办大学开会，海淀走读大学一般是不参加的。别的民办大学也不把它当同类，一半是不以为然，一半是妒忌。
产权是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北京东方大学创办于1984年，直到1997年现任校长李寇英接任时，最大的一笔不动产是一台286计算机，还坏了。
直到现在，东方大学还在海淀区永丰乡租房子办学。
无校产、无校舍是大部分北京民办大学的特征，这也是他们得不到学历承认的首要原因。
难道民办大学办了10几年，都没挣到盖房子的钱吗？非也。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新东方学校。新东方原是东方大学外语教学部，1993年从东方大学分出去，专事出国英语培训，近年也涉足学历教育。如果说别的学校没挣到盖房的钱有人相信，说新东方没钱盖房谁都不会相信。业内人称，新东方一个暑假就能挣1个亿。然而这所学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座自己的办公教学大楼，所有的房子都是租的，年租金达3000万。它的骨干教师，大部分是附近各大学来兼职的。所以有人说，新东方是一所随时能从地球上消失的学校。
为什么新东方会打算随时从地球上消失？
隐藏在背后的是一个产权问题。
今年初，联想集团与新东方洽谈联合办学，准备投资5000万。本来，新东方最需要投资的是实用英语学院，因为该学院报名人数太多，而校舍容纳不了。但最后，这5000万去了新成立的网络教育机构“新东方教育在线”。“新东方的主体部分产权不明，没人敢投资，而网络公司这一块，可以做到产权明晰。”新东方教育在线常务副总经理钱永强对记者说。
造成产权不明的根本原因被认为是1997年3月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这个条例的第6条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第37条规定，“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第43条规定：“教育机构清算后的剩余财产，返还或者折价返还举办者的投入后，其余部分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用于发展社会力量办学事业。”
这几条可以说是悬在民办大学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民办大学的校长们如何努力，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突然和自己无关。一位民办大学校长说，这些规定严重地制约了民办大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权益保障，外部资金不敢进入民办教育；另一方面是，学校本身积累的资金也不敢再投入尤其投入硬件，行为选择趋向短期化，所以只能年复一年地租房办学。
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并不是永远不会落下来。安徽芜湖盲人按摩学校头上就曾落下这一把剑。该校是华东地区第一所盲人按摩学校，创办人席蛮桥先生是一个盲人中医，他的理想是为盲人办一所学校，让失明的人能够自立。经过他和女儿席蔚青近20年的努力，学校发展成一所规模较大的职业学校，引起了政府官员的关注。1997年芜湖市教委正式接管了这所学校，民办变成了官办，校长席蔚青变成了教委的在编干部。据称，教委接管的考虑是便于学校的管理和发展。
内部产权也不清晰
尽管外部政策环境目前还没有大的变化，但近几年外部资金投入民办教育却成了一股风潮，这就是“新生代”民办大学兴起的主要原因。
其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吉利集团投资办的吉利大学。
总部设于浙江台州的吉利集团是家民营企业。吉利最早立志于办教育是为了解决集团的人才问题。但到办吉利大学时，他们的想法已不是解决人才问题这么简单。吉利集团副总裁、吉利大学执行校长罗小明说，办大学本身是一个提高企业品位的行为，有很好的广告效应，另外能借此联系一大批权威的专家学者。而提高企业的“品位”或地位，正是吉利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所急需的。
罗小明说，北京吉利大学由吉利集团全额投资建成的，投资方很单一，也很清晰，这样的好处是便于管理，效率高。在外部环境暂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新生代”民办大学力求做到的是内部的产权清晰。
成立投资公司运作校产的办法被新生代民办大学广泛采用。北京科技学院的资产运作方是世纪汇贤股份公司，办学资金都是这个公司融来的。这是个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北京科技学院的管理高层几乎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新东方和北京科技学院共同的母校北京东方大学，也打算采取这样的做法。
有比较清晰的内部产权结构，是“新生代”民办大学敢于投资并且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而现在回头去看老牌民办大学，连内部产权也大多模糊不清。
早期民办大学的举办者大多是老教授或高级干部。有人用“一颗红心”来概括他们办学的初衷。1984年，北京自修大学创办人李燕杰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针对当时社会上失学、失业、失恋、失意青年很多的情况说：“我们多办一所大学，中国就可能少开一座监狱。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应该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然而，“一颗红心”之外，很少有人想到办学应该不应该挣钱，更没想到办学者个人有什么权益。直到现在，很多老牌民办大学资格证书的“举办者”一栏竟然是空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校就搞挂靠，戴“红帽子”。这导致了更大程度的产权不清。北京自修大学原来挂靠在地质部，后来就为这挂靠买了大单，据李燕杰回忆，仅1986年就通过地质部上交给国家640余万元，这在当年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而直到现在，自修大学连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
李燕杰说，他是前几年才从自修大学拿每月300元的补贴，此前一直是义务劳动。
理想和红心可以支持一个人，一段时间，但光靠它要维持一个学校的发展，维持一个群体的工作动力，显然力不从心。因为没有明晰、合理的产权安排，理想陨落之后就是赤裸裸的争权夺利。
业内人士回忆说，1996年、1997年前后是民办高校发生利益官司的高峰期，有举办者之间打官司的，有举办者和管理者打官司的，不一而足。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当初学校草创时，没有明确学校归谁所有。在官司之外，学校闹内讧，高层出走另立山头拉走学生和老师，为争夺校产抢公章、封账号的事情就更是屡见不鲜。
民办教育促进法：利好消息？
“新生代”的民办大学，作了内部的产权制度安排，但如果外部政策不变的话，这些安排最终都将成一纸空文。
但显然这些学校的举办者不是这么悲观。
吉利大学的罗小明说，对于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目前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他们相信“会朝着有利于民办学校成长的方向发展”。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使他们乐观的是关于《民办教育促进法》即将出台的消息。在北京民办高校的高层，流传着一份《民办教育促进法》讨论稿。与《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相比，这部讨论稿的若干条款作了一定程度的政策突破。它的第36条规定，民办教育举办者可以得到“合理回报”，这被认为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尽管后面还紧跟着“回报的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它的35条规定“民办学校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但同时规定，“民办学校受赠的财产及其办学积累所形成的校产为学校所有”，“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校产归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
政策松动和变更总是缓慢、渐进的，更让民办大学校长们有信心的是国外的实例：大部分的国际一流大学是私立(民办)大学，因为私立大学有着公立大学不可比拟的优势：活力、效率。不少民办大学提出了“办中国的哈佛”的口号。
“现在提哈佛耶鲁，那是瞎扯，但要政策放开的话，过三五十年，出现和公办一流大学相抗衡的民办大学，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国家民办高教委常务副主任陈宝渝说。(方三文 邓科 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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