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高校分配制度改革掀起巨澜，清华、北大率先大幅度提高教师薪酬。此后，其他一些高校也相继出台了加薪的分配改革方案。具体措施是，除原有工资外，教职员工根据岗位的不同，可享受不同等级的津贴。于是，舆论哗然，普遍认为“教授成有钱人了”、“高薪走进大学校园”。

　　诚然，教授收入与加津贴之前相比，确实有了较大幅度增加，但是之所以显得是“大幅度”，主要是因为此前教授工资太低。加津贴，只是“归还欠账”而已，其实何须大张旗鼓、大惊小怪。

　　中国是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明古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高。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以来，“教授”职业很长时间内十分受人青睐，工资也相当高。据当时中华民国教育部统计室编发的资料显示，1933年，大学教授的月薪一般在300银元左右，以1933年天津市美国面粉0.067元/斤、猪肉0.254元/斤计算，可分别买4477.6斤面粉、1181.1斤猪肉，是当时一般劳动者收入的几十倍。据说鲁迅先生收入就相当高，一生总收入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近400万元。建国初期，政府推行低工资制度，但是教授的相对收入还是相当高的，并且逐年上升。高校教授最高工资与机械行业工人最高工资之比，由1952年的2.4：1上升至1957年的3.2：1，明显超过1933年大学教授最高工资与低于助教职称的其他教学人员最高工资的比率(3.06)。可以说，上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教授收入一直比较高，可观的收入为教授潜心教学科研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遗憾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教授(包括其他脑力劳动者)收入不管是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都呈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教授相对收入水平如何，我手头缺乏官方公布的关于教授收入的权威性数据，但是可以肯定，高校加薪以来，教授薪酬较大幅度增加，但仍远低于其实际贡献，低于其人力资本价值，教授并未成有钱人。当然，确实有些大款教授，但是他们额外的收入并不是从教授岗位上得到的，这时，他们的身份不只是教授了。大款教授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还是相当清贫的，我深有体会。

　　教授薪酬低，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其原因首推对教育投入不足，可供教授薪酬分配的蛋糕不大；其次是受现有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制约，使得分蛋糕时还要“念歪经”，这里重点谈谈后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远远低于经济市场化程度，高教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高教体制仍然保留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如不彻底改革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即使政府较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也是僧多粥少，教授收入仍然难以提高。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制约教授薪酬增加，体现为以下两方面：(1)行政后勤人员太多，据说1997年的比例高达60%，而教师仅占全部职工的40%。庞大的非教学人员挤占了大量宝贵的教育经费，留给教授的就十分有限了。分蛋糕时，非教学人员比教授(教师)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他们有相当多机会接触校领导，游说校领导。1999年11月以来高校相继出台的加薪方案，其本意窃以为应该主要是针对教授(教学人员)，但实际情况是行政人员照样加津贴，我不是说他们不能拿，但非教学人员与教授总得有个优先的问题。非教学人员中的中层干部的津贴不低于教授，并且他们拿得轻松，没有严格的考评方案，而教授拿津贴，则有苛刻的条件，有些条件是难以靠人力完成的。到头来，非教学系列中略有级别的人员，他们的收入相当高，如果还考虑公款消费、权钱交易，教授更会自愧不如，自惭形秽。(2)教授过多过滥，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有些教授并非“货真价实”，不一定拥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人力资本。在现有的职称评定制度下，想拥有教授头衔并不困难，名义上是看教学科研，实际上更多的是看资历、权力。尤其是一些非教学人员，他们并不从事教学科研，但通过各种手段也能堂而皇之登上教授“宝座”。教授又是终身制，一旦评上，不管是否从事教学科研，也不管教学科研效果如何，总要占据教授岗位，不称职的教授照样能滥竽充数，不会被淘汰，日积月累，教授数量愈积愈多。庞大的教授队伍来分那块已被非教授人员切走大半的蛋糕，怎么分都捉襟见肘。由此可见，由于行政后勤人员太多以及教授过多过滥，加之政府对教育投入有限，教授薪酬不低才怪。

　　教授薪酬不高，用现代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校方没有支付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教授得不到效率工资，会出现严重后果：其一，教授固然要为人师表，严于律己，但教授毕竟也是“经济人”(economic man)，工资低，缺乏激励，他们也会寻找怠工机会，选择偷懒行为(shirking)。现在有些教授主要精力并不在教学科研上，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忙于社会兼职(当然，我再愚也不至于反对社会兼职，但教学科研与社会兼职总得有个主次问题)。其二，师资队伍不稳定，质量难以提高。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办学史表明，高校最重要的办学资源是师资，一流师资是一流大学的根基。高校师资的主体是教授。你不给我效率工资，我会作出理性选择，就有可能寻找另一份能支付效率工资的工作，选择跳槽。跳槽或正想跳槽的教授往往又是年轻有为的，他们源源不断流向外企、证券、银行等高薪行业，高校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的提高，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并且给无机会跳槽的老师带来示范效应，影响他们从教的军心和士气。因此，教授薪酬低，得不到效率工资，严重影响高校的发展，十分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教授是主力军和先锋队。要充分调动教授的积极性，稳定师资队伍，必须承认教授的“经济人”本性，改善教授待遇，再度提高教授薪酬。为此，在政府对高校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必须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就提高教授薪酬而言，首先要实现后勤社会化，降低非教学人员比例，给教授多留点可供分配的蛋糕。其次，教授评聘中真正引入竞争机制，由市场力量调节教授供求，淘汰“南郭先生”教授，这样，靠资历或权力想当教授的，你请他他也不敢来了。诚能如此，称职的教授供给将严重短缺，劳动力供小于求，薪酬自然上涨，达到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水平。为了进一步激发教授工作热情，引进一流教授，高校将会进一步支付效率工资，实现教授薪酬革命，让“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的谚语彻底过时！(陈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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