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们常常以为理解孩子了，其实未必完全理解。人们知道一个孩子杀人了，却未必知道他为什么杀人。--题记

　　冬季，山寒水瘦，朔风凛凛，一片残枝败叶，到处白雪皑皑。

　　人生也有冬季，人生的冬季没有关怀和热情，也没有妩媚和喜悦，找不到春华秋实的影子。

　　但是，在冬季荒凉的土地里，埋藏着勃勃的活力。

　　每一个坚强的生命，只有经过冬天，才会拥有一份春天的欣喜

　　正视人生的冬季，因为只有冬季才会使我们逐步走向成熟；只有冬季，才会使我们分外珍惜明日的拥有！

　　这段名叫《生命的冬季》的日记，出自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之手。可是又有谁能想到，一双写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字的手，拿起刀子杀害了两个人。

　　2001年3月20日，河南省孟津县发生两起在当地惊天动地的杀人案。案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孟津县小浪底镇人汪元。被他杀害的，一个是他的高中同学，一个是他高中时候的老师。

　　此案在当地造成的震动，至今余波尚在。今年7月初，此案在孟津县首次开庭时，杀人者和被害人的家属就汪元是否有精神病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今年9月19日，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为汪元作出了这样的鉴定结果：汪元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目前仍在发病期；其对杀人案无刑事责任能力……

　　10月的一个中午，汪元的父亲站在记者面前，就像久未见人一样，有一种倾诉的欲望。“我想说的，你看过这些就明白了……”最后，汪元的父亲将3本日记交给了记者。日记的主人就是他的儿子。

　　三个日记本再普通不过，制作粗糙的封面上，营造着那种中学生喜欢的“温馨感”。汪元没有在里面写下一段温馨的记忆，那些诗化的语言，显示了他难得的文字功底。由于案发后父亲急于了解儿子的心理，有些地方已被翻破了。

　　原因。他之所以愿意记者公开其儿子日记的内容，目的是希望自己孩子的悲剧，不要再在世间上演！

　　让我们通过这本日记，走进他的“生命的冬季”，探讨一个年轻的心灵扭曲的过程吧。

　　4000元，一张沉重的“门票”

　　1997年夏天，汪元初中毕业，一向成绩不错的他没有考上他向往的孟津县一高。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其父筹款4000元，给他在孟津一高“买”到一个座位。据其父亲介绍，汪元生性腼腆、内向，“很有志气”。但进入一高后，汪元由于成绩不太理想，其父亲因此多次被“请”到一高“谈话”。

　　记者反复翻看了汪元高中时候的三本共200多页的日记，对他产生了这样一个总体印象：性格内向；多疑善感；不善交往；隐忍自责。但是他的文字水平却明显超出了他周围的多数人。相信许多走过高中生活的读者，能从他的日记中找到共鸣。但是，在他的同龄人中，未必有几个人能理解他——他的思想有些超前。

　　汪元的三本日记断断续续地记录了他1998年2月到1999年5月的心情。或许是没有勇气再重新面对一次他的遭遇，日记的内容显得虚幻和“无常”。汪元日记里的高中生活，几乎没有具体的事件，多是抽象的抒情和议论。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多是压抑、苦闷、无助，有的地方满页写的就是一个大字：忍。

　　“如果说现在的学习生活如一幢高楼的话，那么我便处于这座高楼最底层。无论什么时候，处于后面总会被动挨打，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甚至虐待。为了以后所要走的路，为了使过去的境遇不再重演，也为了曾经和现在为我付出过的人，我必须执着地向着目标前进！”这是1998年2月10日汪元“高一下学期刚刚开始时”留下的日记。

　　据其父亲介绍说，高一的下学期，汪元受到一次重大打击——他因与人打架被学校处分。现在看来，此次处分给汪元以后走上不幸的道路埋下伏笔——他认为自己是冤枉的，认为自己与人打架完全是对方的原因。

　　“大多数时候，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是适者生存的基本原则！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是绝对的！平等、公理和公正，是人们对偶然状况下出现的事物的一种美好的幻想。”

　　1998年2月27日，汪元在日记本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心理，当年8月，汪元升入高二。可以看出，通过他经历的一些“不公”，让这个敏感的孩子有着深刻的感受，或许是受到了一次处分，他竟因此“洞穿”成人才能认识到的社会残酷的一面。

　　“高二上学期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说我孩子11次没有交历史作业，并因此让我把孩子领回家！”汪元的父亲告诉记者。

　　经过其父亲的努力，汪元在孟津一高“留校查看”了。这对汪元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在他人的眼皮底下生活的人，永远是生活的弱者。寄人篱下生活的人，将是生活的附属物。走不出生活低谷的人，将永远被生活抛弃！改变现状，跻身强林！”

　　这是1998年3月2日汪元的日记《感悟三则》之一。从其日记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孩子，日记里有不少他从书本上摘抄的内容。他明白自己的处境，他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但是他的潜意识告诉他，他要优秀。

　　而不幸的是，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甚至较差。他渐渐感到了学习的沉重。

　　“回忆起过去的那些日子，总感觉到一丝丝悲凉和抑郁，有些时候，日子在我的愁闷中一天天滑落，留给我的只有无奈和伤感。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韦唯的那首歌《相信那一天》，我的心情猛地一颤：要生存，先把泪擦干……”

　　“能大能小是条龙，能屈能伸方英雄！为此——忍。用力于关键处，明义于吾心中，为此——忍。”

　　学习成绩的不好，可能会“有损”他的形象，除了学习的压力，他还感到人际关系的难处。同学之间发生一些摩擦，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汪元看来，矛盾的原因往往是别人“歧视”他。他渴望优秀，同时又极度自卑。在受到“歧视”后，他告诉自己要忍耐！

　　汪元又常常是自责的，许多事情过后，他也能发现自己的错误，甚至也知道自己性格的缺陷。但这种自责往往拗不过性格。

　　“我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种过错所造成的结果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不但伤害了别人的心灵和自尊，而且有时我自己也在忍受着未泯的良知的折磨。……我只是一味地将自己心中的委屈、苦闷和不满毫不留情地发泄到别人身上，这一点我也无法饶恕自己……”——1998年5月15日，《拿起利刃剖向自己》。

　　以上内容选自汪元的第一本日记，可以明显看出他在高中一年级的心情变化。从这些文字看出，这个17岁的少年，在高中生活里承受着一个与他年龄不成比例的负担。但是，这时的他，明显还有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

　　“为使自己的理想成为现实，我必须勤奋学习……”汪元在1998年冬季的日记里经常给自己施压。但不幸的是，他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因此，他开始厌恶自己的学习。

　　“只要与古代科举制度异名同质的应试制度不改，你的教材哪怕只有一页，家长和学校也会汇集千万页的课外资料，一如既往地淹没他们的学子……”这是高二时的他，在日记中写的《应试教育与科举制度并无实质区别》一文中提到的。

　　厌恶学习而又强迫自己喜欢，有这样高中生活大背景的大有人在。

　　尽管压抑、苦闷，但汪元还是尽量劝自己，放开心胸：

　　“人生是什么，有人说人生是一道门槛，你要小心不被它绊倒……我总认为，人生是一条长长的胡同，它既有笔直的部分也有转弯的部分。它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转弯。但也正是它的不断转弯才焦灼了你的心灵，冷却了你的热情。面对每一次迎面而来的转弯，千万不能让自己年轻的目光被它折断，你要意识到，转过这道弯，前面就是另一片天。”

　　文字很美，也颇有哲理。在汪元的日记里，记者看到不少很有文采的思索、感悟。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汪元也知道“转过这道弯，前面就是另一片天”，事实上，他终究没有转过那道弯……

　　杀人，解脱精神的焦虑

　　汪元什么时候精神失常的？据其父亲说，那是在2000年6月3日，也就是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他才发现的。

　　6月3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汪元步行十多公里，从学校回到家里。他失魂落魄地跪在父母面前：“爸、妈，赶快离开这个家，有人要杀我们，晚了就走不成了……”

　　6月5日，父亲带着儿子来到洛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经诊断，汪元患“精神分裂”。从此，王家陷入痛苦之中。

　　7月7日，在汪元的强烈要求下，父母将他送上了考场。然而，等到考试结果出来，汪元榜上无名，这又使汪元的病情骤然加重了许多。已经脱离校园生活的汪元开始四处乱跑，以致父母天天跟随其后。

　　8月底，汪元开始在孟津二高复读。但不久，汪元情绪再度反常。一次周末回到家里，正在洗脚时他又一次向母亲提起有人要害他的事。“你是一个学生，谁害你干啥？”母亲劝他。谁知汪元竟一脚踢飞洗脚盆，冲进正在下雨的门外……直到凌晨3点多，浑身湿透、两腿泥浆的汪元自己又摸回了家。终于，在复读一个多月后，汪元告别了学校生活，而全家因他带来的不幸似乎没有了尽头……

　　春节过后，汪元病情再次加重，整日心事重重，整夜不眠，无故哭泣，并说蔡老师刁难他……

　　转眼间，时间到了2001年3月19日，又有谁能知道，悲剧会在此时发生。

　　这一天汪元来到同学李某的家，白天与同学一块干活，晚上还住在同学家里。次日，李某开着摩托车去送汪元，路上，两人话不投机发生争吵。汪元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将其刺死。接着，汪元跑到孟津一高，又用刀将其老师杀害。

　　据目睹这一惨剧的杨兴智老师说，3月20日下午6点左右，他正和刘孟强老师在隔壁家属院的墙外说话，突然听见有人大叫，扭头一看，发现汪元用左手搂住蔡老师的脖子，一把长刀已经刺进了蔡老师的胸部。当两位老师绕过围墙跑到现场的时候，发现汪元正用刀残忍地割蔡的脖子……汪元掂着滴血的利刃冲着惊惶失措的他们反复说着一句话：“让开，没你们的事……”然后到校门口拨打电话投案自首。

　　事后，被杀害同学的父亲说，高中毕业后，汪元曾到他家五六次。第一次是2000年的9月，其儿子发现汪元情绪不正常，当晚将他送到了旅社去住。到了半夜，汪元竟又回到李家，多次敲门。

　　在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上，还有汪元这样的一段交待：“当时我并没有想杀他(同学李某)，后来我问他为何想要杀我全家，他说没有，在摩托车上斗嘴，越吵越厉害。停车后，就打起来，用刀把他杀了……我总觉得他俩(指蔡老师和李某)是一伙的，怕蔡老师报复我家人，就干脆把蔡给杀了。”

　　同学眼中的汪元及蔡老师

　　为了证明汪元精神上有问题，他的律师找到了汪元的几个同学，写下了他们眼中的汪元。记者看到的6份证言，刻画出的都是一个反常的汪元，其中有位同学的证言不乏对蔡老师管理方式的质疑。

　　“我2000年与其(汪元)一班。他的性格比较孤僻，不爱与人交往，疑心很重。一次调座位，蔡老师把他安排在第一排门口的位置。他认为蔡老师是故意这么做，为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于是他要求调到最后一排，单人单桌。我是他的邻桌，有时我们正好好地说着一件事，他会莫名其妙地发怒，说些很刺耳的话……由于教室后面还有几张空桌，他就另拉一张坐在墙角，开辟了一个小天地……

　　“高考前，他经常去找我，说他不想上学了，想加入黑社会……后来我们都复读了，一个下午，他突然来找我，告诉我不要去找他了，也不要随便地在别人面前提他的名字，要不然会给我带来麻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李某在派人监视他……当时我觉得他说的太可笑了……

　　“高三后半学期，他常常同我谈起算命，以及神。他说他极度相信算命，相信神，他曾经认为蔡老师是他命中的克星。(2000年)春节期间，他在我家玩，他拿起我的手说要给我看手相。他说我可以去香港掌握香港政权……

　　“汪元在高三后半学期已经不太正常……蔡老师也确实有故意找碴的行为，管理班级的手法让人感到十分压抑，(让人)极为愤怒但又不敢反抗。高二时，有次汪元因多次未交作业被报到政教处。其实班里多人未交，包括我，但蔡老师仅报了他一人。蔡老师经常耍一些令人压抑的小手段。他一旦有什么新的(班级管理)政策，比如说罚款制度(违纪一次罚款10元)，蔡老师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自然都是极力反对，但他却说，既然大家都赞成，那便通过了。我们十分愤怒，但又不敢反抗。汪元性格内向，可能受到的压抑更强。”

　　学校看不到“冬天”的痕迹

　　10月31日早上，记者驱车驶出细雨中的郑州，前往孟津一高。

　　不经意中，小雨悄悄地停了，越近孟津县城，越发阳光灿烂了。孟津一高在当地可谓妇孺皆知，记者很顺利地找到了这所学校。只见学校紧锁的大门后面，两排松树掩映下的校园显得安静而庄重。

　　上午9点，天空已经完全放晴。在旁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校园西边的学校家属院。

　　“二楼东头，就是蔡老师家。”有人给记者指着，“楼下，就是案发地点。”可能是由于老师们都上课去了，蔡老师家所在的那座楼上寂静无人。蔡老师家的门紧锁着，好像已经好久没人居住。

　　在与家属院一墙之隔的办公楼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记者。

　　这位领导讲，他对汪元这个学生比较熟悉，他也曾经批评过汪元。对于这个悲剧发生的原因，他说既有汪元性格的原因，也有学校个别老师的原因。他说，汪元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学生，平时不善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也不太好。而有些老师在管理学生方面可能要求过于严格，或不太讲究方法，给本就学习压力很大的汪元造成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最终酿成了悲剧。“但是，不论老师怎样管学生，学生杀老师都是不对的，一个有理智的学生不会做出杀害老师的事情……”

　　“事情发生后，有没有给学校老师造成影响？比如老师不敢再严管学生了？”记者问这位领导。“当然有……不过，现在时间长了，也平静了。”

　　经人指点，记者来到了二楼闫林川副校长的办公室。刚刚走下课堂的闫校长得知记者的来意后，闫校长说：“此事是刑事案件，你们应该到司法部门采访……”尽管有些不情愿，但他还是回答了记者的几个问题。

　　记者：此事(汪元杀害蔡老师)给学校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闫：没啥影响，事情过去很久了，学校很平静。

　　记者：学校领导有没有在事后分析和研究此案发生的原因？

　　闫：没有。这是刑事案件，汪元杀人时已经是社会青年了。

　　记者：我刚才在一楼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口写着“心理咨询室”，平时有没有学生去进行心理咨询？

　　闫：有。我也常轮班去给学生解决问题。“心理咨询室”开设了好几年了。

　　由于闫校长还要上课，采访到此结束。

　　记者在操场边采访了一位高三的学生。当记者问及汪元杀人一事时，他警觉地看着记者，随后又笑着说：“刚开始大家很震惊，不过时间久了，现在学校都没人提这事了……”

　　一位校领导告诉记者，这所“其貌不扬”的高中在洛阳市以升学率高而成为众多初中生仰慕的圣殿。今年夏天，有一个班90名考生，只有1人没有“上线”。多年来，有多少学生从这里走进了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一时难以说清……在孟津，进了一高的大门，几乎等于跨进了大学。因此，许多学生家长不惜花钱购买一高的“门票”也不愿让孩子去其他学校。

　　“牺牲品”，只是汪元吗？

　　悲剧已经无法挽回，但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在世间重演。这是做教师的汪元的父亲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呐喊。而追究起自家悲剧的原因，汪元的父亲坚持认为，那就是现在的教育制度，汪元就是应试教育的一个牺牲品。

　　而当记者提出汪元杀害老师和同学是否因为应试教育体制这一问题时，孟津一高的一位老师则回答说，这么多学生为什么只有汪元出现异常？言外之意，汪元杀害老师同学不仅仅是外在的原因，主要应是汪元自己的原因。

　　然而，当记者采访一位教育界人士时，对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老师，汪元为何只杀蔡老师？在现有教育制度不可能一时改变的情况下，分析汪元杀人悲剧的心理原因，恐怕更有教育意义。

　　就汪元日记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近日郑州市精神病医院的于海亭副院长给记者作了详细的分析：

　　青春年少的阶段，是人格发育的关键期。人的健康因素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汪元日记中许多飘渺的想法，表明他进入高中后，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交往和成绩不理想，而产生激烈的心理冲突。这种冲突无处宣泄，并且日益加重，必然会导致精神崩溃和神经、生理方面的失调。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产生“关系妄想”的病态心理。

　　所谓“关系妄想”，就是将本来可能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主观地与自己联系起来。这一点，汪元自己也曾经认识到，而且做过自我批评。而他想摆脱又无法摆脱这种妄想，无疑又是一种心理冲突——感知、情感、意志三者之间难以协调，使汪元陷入一种难以自拔并且日益严重的痛苦之中。他的本能告诉他，要摆脱这种痛苦，就要消灭使其痛苦的根源。根源何在？“关系妄想”给出的答案是他的老师和同学。于是，他挥刀刺向了他的老师和同学……

　　当记者将汪元的故事讲给河南创新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明奎主任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被害的蔡老师肯定是一个教学成绩比较优秀的教师(这一点被他言中了)。为什么优秀反而被仇视？

　　陈明奎分析说，蔡老师肯定是因为严管——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严管——才给汪元留下深刻印象的。而如今的高中教育还是应试教育，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要取得好的成绩必须严管。尤其是以农村学生为主的广大的县级高中，学校就是以学生的分数来判断学生和老师的价值的。师生关系下的蔡、汪二人的矛盾，显然是来自管与被管的冲突。当汪元精神失常，他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牺牲品，而当以杀人来解决这一矛盾时，被杀者无疑也为他实施的“政策”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所以，汪元和蔡老师牺牲于同一个原因。

　　对此，一直致力于推广“赏识教育”的陈明奎表示惋惜：学生应该尊重老师，但作为老师，也应该欣赏他的每一个学生，得到鼓励的学生，无论学习是否优秀，他至少不会憎恨老师。

　　在赏识中提高学生的素质，在提高学生素质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成绩。如果以此为“指挥棒”而不是太功利地只看分数，恐怕上述悲剧就没有发生的可能。然而，面对现实，这种假设是难以找到根据的。在高中教室里拥挤着的莘莘学子们，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愿成为这种假设的“试验品”，而愿意实实在在地多做两道习题，梦想着这道题正好出现在高考的试卷上。

　　高中生要上大学，高中要尽可能地往大学输送学生。在现实情况下，似乎我们目前运行的教育制度，最能够实现这种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上讲，刻苦学习的学生和严管学生的老师都应该受到尊重。

　　事实上，即使悲剧已经发生，孟津一高仍然还会像许多中学一样，继续原有的运作方式。汪元的悲剧，只能成为一个“刑事案件”，最终尘封在案卷之中。(文中汪元为化名) (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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