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考试于2001年12月15日举行，参加考试的考生有6.2万多人。在这次考试中，取消了包括哲学、政治、法律、行政学等知识内容的《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国家人事部公务员管理司成武副司长在解释取消《公共基础知识》考试的原因时说：“这个考试很难避免考生凭背一本考试指定用书应付考试的情况，很难避免考试中考查记忆成分过大的情况。”

　　这样一来，《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简称AAT，Administrative Aptitude Test的缩写)在这次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就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个考试所包含的专业知识量很有限，且绝大多数题目看起来很简单，例如：“5，10，15的下一个数字应该是几？”给出了16，18，20，22共4个答案供选择。正确答案是20，是等差数列的下一个数字。

　　无独有偶。微软公司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校园招聘，笔试题目竟只有小学三年级水平，例如：“给你两个8，两个3，只运用加减乘除和括号运算，如何得出25？”不少人对这样的考试难度表示疑惑，组织招聘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的目的是选人，而不是难倒学生。这些题目虽然和计算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考查的是一个人的逻辑能力，这对于编程非常重要。”

　　公务员考试的改革表明，经过我国心理学家多年坚持不懈地倡导，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基本观念已经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尽管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存在着不同于知识的能力。与知识相比，能力是一种对人的活动影响面大得多的心理特征。知识仅仅影响到人在有限领域中的活动，能力则影响人许多领域中的活动。能力考试不同于知识考试，几乎无法“临阵磨枪”，只能靠日积月累。《国家公务员条例》正式颁布后的公务员录用考试自1994年始。此前的1989年，国家人事部就在政府工作人员录用考试中引入了AAT，可谓是我国各种正式考试中惟一的一个能力考试。最初的AAT在笔试成绩中仅占10%的权重，《公共基础知识》占90%。1992年，AAT增加到40%。其后一直到2001年1月6日的公务员录用考试，AAT基本上占50%。

　　从1989年在我国率先引入能力考试，到2002年取消《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国家人事部在推进强调能力、强调素质的考试改革中，走在了我国各种考试的前面。

　　其实，与考试关系更密切的我国教育部门，对能力考试问题的研究比人事部早得多。早在80年代初期，应试教育的危害就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80年代中期，原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就把能力考试问题列为“七五”的重点科研课题，资助北师大和华东师大的课题组专门研究“学习能力考试”———围绕美国大学招生入学的SAT考试(即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习能力测试)，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

　　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我国教育考试中仍未能像人事部那样引入能力考试。当然，有很多因素制约着教育考试的改革，其中师资水平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但现实是“教书应试”已经成为教师的主要职责，“育人”反成细枝末节。中学教师虽然在“教书应试”方面几乎个个是行家里手，但对于如何“传道受业解惑”，却多有茫然。“不考这本书，我怎么教？”“能力？怎么教？”这是许多中学教师的共同困惑。

　　但是经过20年的探索，现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师资水平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那么，我国的教育部门是否可以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像国家人事部那样尝试一些更大胆的、力度更大一些的考试改革呢？

　　例如，可以考虑首先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引入能力考试。现在5门学科考试(外语、政治及3门专业课)的方式既不能完全保证研究生入学新生的质量，也不能保证社会有限的研究生教育投资可以实现最大的效益。现在就应该开始组织开发研究类似于美国GRE考试的“中国研究生水平考试”(CGRE)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今天，CGRE的开发不仅可以满足我国研究生招生需要，更可参与国际考试市场的竞争。美国的GRE是为满足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招生需要而开发的，在评价亚欧大陆等非英语国家的申请者方面不一定是有效的考试。要意识到，考试是一个“大市场”，GRE的欠缺就是CGRE的“商机”。如果可以开发出高质量的CGRE考试，不仅可以满足中国大学研究生招生的需要，还可能满足美国大学研究生招生的需要，从而使中国自己开发的考试打入国际市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谢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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