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运来
五四前后,中国除个别私立大学之外,还没有同时招收男生和女生、实行男女同学的高等学府,教育史上习惯地称之为“女禁”。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几千年承袭下来的“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不断受到冲击,教育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酝酿起开“女禁”来。
1919年12月7日,“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并在会议上慷慨陈词:“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女子几无上进之路;大学不许男女同学,更是毫无道理。南高特宜首破禁区,融通办理,以遂女子向学之志愿。”校长郭秉文、新任学监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刘伯明以及名教授陆志韦、杨杏佛等人均极表赞成,于是校务会议一致通过这一提案,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
1920年元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北京大学1920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陶行知的提案和蔡元培的谈话南呼北应,消息传出,朝野震惊。保守者斥之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一时间,许多大家闺秀、小家碧玉被深锁闺阁,足不出户。结果地处封建统治中心的北京大学迫于巨大的压力,只招收了一名女生和几名女旁听生。此时的南高师同样也已成众矢之的。江苏省议会内喧器的非议、责难夹杂着诋毁、谩骂漫天袭来。就连比较开明的清末状元、教育界领袖人物张謇等也警告南高师不得轻举妄动。南高师前任校长江谦则断言,如果实行男女同学,不出一两年定出大乱子。陶行知等人虽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一边向对方发出有力的诘问:“男女工人可以同做工,男女农民可以同耕作,为何男女学生不可以同学习?难道读书人的道德水准比资本家、工头还低吗?”,一边作出决定:一切照原计划进行。
暑期招生之际,闻讯前来报名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女子达一百余人。如张佩英便是在陈独秀、张国焘、茅盾等人的积极鼓励和多次戏说下,从上海赶到南京来报考的。学校不偏袒女生,不降低录取标准,经过严格考试,最后正式录取了8名女生,同时还招收了50余位女旁听生。成为我国首届男女同学的这8位女生是:李今英,录取在英文系,后与系主任梅光迪结婚,又名梅李今英;陈梅保,后回香港任职;张佩英,英文系,后更名为张蓓蘅;黄叔班,英文系,后与曾任贵阳师院院长的东大同学王克仁结婚;曹美恩,英文系,后留美;吴淑贞,英文系,后与同班同学胡照祖(胡适之侄)结婚;韩明夷,后任苏州女师副校长;倪亮,教育科,后与同学吴俊什结婚,居住在香港。她们与男生同堂听课,一起活动,使校园里平添许多生气和乐趣。南高师也因而成为我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学的国立高等学府,翻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自此,女子在教育上与男子享有同等地位,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随之得以提高。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来校参观后,大为感慨,不禁赞道:“男女同校,令粗犷之男生,渐次文质彬彬;令文弱之女生,渐呈阳刚之气,颇有意义。”
时隔40余年,1962年南京大学60周年校庆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校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深深地以此为荣:“东南学府,为国之光。男女同校,唯此首创。外御强敌,内抑豺狼。天下有道,黉舍乃昌。”1987年,张佩英(后改名张蓓蘅)写了一篇《我成为中国首届男女同校女生之追忆》的文章,刊登在母校南京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校史研究专刊上,认为能成为南高师首开“女禁”的“受惠者”,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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