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从领事馆步行去图书馆，都要穿越时报广场。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原来他们是时报广场重建工程的设计师。他们有一个创意，就是要选些来自世界各地、怀着各种目的经过时报广场的人拍照，然后放成很大的照片挂在广场上，他们最后把我的照片也挂在了时报广场上，放得比真人还大，上面写着：“一个去纽约图书馆的中国人。”

　　记者：你们俩去之前，在国内都有自己的生活，到了国外有一个适应的阶段，适应了三年，回来可能又有一个适应的阶段，谈谈这前后的过程。

　　张海洋：我先说回来的适应。我觉得回来不适应东西反倒很多。前几天中央台《实话实说》栏目，说一个话题，叫“海归派的不适应”。

　　我举一个小例子。第一，我回来之后出了机场一上路，高速还好，一下高速，我前后左右就有很多人在按喇叭，因为在美国开了三年车几乎没有人按喇叭，只有你很冒犯人家的时候，比如你没有并线的时候，人家才按喇叭提醒你，很少碰到按喇叭的情况。在这边一听就很紧张。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喇叭声。我现在回来快两个月了，才慢慢地适应。

　　在美国不管任何一个路口，只要路边行人走下了马路，开车的司机都要停车，司机除了看路况、看灯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看行人，千万不要惹行人，如果你惹着行人了，人家就可能告你。第二个小例子。我住在四环边上，四环的桥墩上密密麻麻写着一些字，“办证”和手机号，出国前看没什么感觉，现在一看，刚修起来的路就变成这样，那你怎么不去抓他？而且他写了你还可以清洗。

　　郑曦原：在社会管理的层次，美国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先进的地方。但是，也要看到，你处在外交官的层次，大多数时候是在与社会的上层人士接触，跟它那个社会比较光明的一面在接触，而跟社会底层的一面、与弱势群体的接触是很少的。因为外交官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有国际条约规定的特权和尊严，所以，他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具有特殊性，并不能代表美国社会的全部。我的意思是说，之所以称之为外交官，首先他必须具有鲜明的立场，这个立场是什么呢？

　　我父亲是在朝鲜战争当中与美国人打过仗的。在他们那一辈，双方是通过步枪的准心在互相瞄准；而当我们作为中国的外交官走在纽约大街上时，我们是很友善的，我们是在用和平的目光看美国人民。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着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两国关系。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美国人民是善良的，友好的。美国是移民国家，有很好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民族的大熔炉，可以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民族，这一点非常伟大。但是，美国老百姓也有被舆论误导的一面，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对中国确实也存在很多的偏见和误解。

　　我们要促进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两国人民之间有更多的相互了解，这是外交官的天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坚守住自己的立场。你去问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官，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是哪个？他都会毫不迟疑地说是他的祖国。

　　张海洋：这是作为外交官的基本素养。

　　郑曦原：应该讲我对美国的感觉是蛮复杂的。我去美国时，怀里揣着我父亲一封珍藏了50年的英文信。这是当年他参加抗美援朝时得到的。那是一次战役以后，我爸和其他中国战士清理战场，当他走近一片灌木丛时，从里面扔了支枪出来，原来里面藏着个受了重伤的美国人。因为我爸在老家上中学时学过一点英语，就简单问了一下他的情况，并招呼卫生员对他进行了战地护理。

　　这个美国人没料到我爸会说英文，还给他做了护理，很感动。可能他意识到自己活不了了，就把这封信从怀里的贴身口袋内摸了出来。这是封情书，上面还有他爱人用口红留下的唇印。他说：“我希望你能活到战争结束，如果可能的话，请转告我的家人，告诉他们中国人对我很好，我死得很平静，我永远爱他们。”我父亲对这件事很重视。他想要是自己的子女能把这封信还给美国人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了结。

　　我揣着这封信去美国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追寻50年前和解的精神，就是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双方应该是寻求和平、寻求合作的。50年没有褪色的唇印，表达的是和平和爱的心愿。至少从中国人这方来说，我们没有要跟美国人较劲的想法，所以我去观察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两个民族互相凝视的视觉要从步枪的准心后面转换为朋友之间目光对目光的真诚交流。

　　另外还有件事也很有意思。就是我经常从领事馆步行去图书馆，都要穿越时报广场。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原来他们是时报广场重建工程的设计师。他们有一个创意，就是要选些来自世界各地、怀着各种目的经过时报广场的人拍照，然后放成很大的照片挂在广场上，体现出广场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这么一个主题。他们最后把我的照片也挂在了时报广场上，放得比真人还大，上面写着：“一个去纽约图书馆的中国人。”总之，我本人确实感觉到了美国人民的友好和创造力。从朝鲜战场的生死搏杀到时报广场上的真诚微笑，两代人之间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深刻的，真是值得人好好地回味和珍惜。

　　一个人参加纽约的企业家代表团，他背上背着干粮，背着帐篷和一些用的东西，他来中国之前，他妻子给他准备了此类东西。因为他要从北京到上海去，他听说要骑着骡子、马，所以准备了很多野营的东西。他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完全真实的故事。就是说对中国认识还是这种状态的在美国不占少数。

　　记者：我感觉美国人对中国人了解还是非常少。

　　张海洋：非常少。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国外的一个人参加纽约的企业家代表团，他背上背着干粮，背着帐篷和一些用的东西，他来中国之前，他妻子给他准备了此类东西。因为他要从北京到上海去，他听说要骑着骡子、马，所以准备了很多野营的东西。他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完全真实的故事。就是说对中国认识还是这种状态的在美国不占少数。

　　郑曦原：美国普通老百姓主要还是通过媒体来了解世界上的事情，但是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总是更热衷于报道中国负面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即普通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确实有偏差的一面。

　　这是一种媒体的不对称，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报道总体说来比较客观、比较全面，涉及的层次也比较深，所以中国老百姓对美国事情的好坏知道得比较清楚。而美国老百姓对这种看法完全不对称，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张海洋：再比如从商务角度讲，美国商人对中国的了解和想了解中国的欲望都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他对中国的了解都是很多的。最近这一两年，我每个礼拜都要到一些不同协会、企业作演讲，作报告，我们都要不断地跟他们讲中国的投资环境，政策，哪些地方有什么情况，分产业、各行业地讲。我认为把中美关系拉到一起的根本就是商业利益。我在旧金山管着四个半州，这四个州情况就很明显。在加州没问题，走到哪儿都知道中国，再往北，到俄勒冈州，这地方主要都是农民，很纯朴，对中国也不了解，但是也没有敌意，还挺友好。如果再往北，到了西雅图，就是华盛顿州，那又是工业化了，对中国又很了解。再往北到阿拉斯加，那又不知道中国怎么回事了。现在这种媒体不对称的确存在客观的影响，特别是从政治上、文化上特别明显，但是从商业角度就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