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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1日起，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推出了一项新的业务——针对个人的异地存档，户口在外地的来京工作人员，只要出具与北京用人单位的劳动聘用合同证明，就可以把自己的人事档案由户口所在地的人才中心调至北京人才服务中心。也就是说外地人才在北京不用“黑”着了。他们可以不再为开一纸人事证明之类的事而大老远奔回老家找档案了。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有很多北京人却对自己的档案没有这么深的“感情”，档 案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档案放在哪里无所谓，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档案现在“流落”到了何方。
不交违约金档案成黑户
小冯现在是个自由职业者，对自己的档案已经多年没有理会过了。他向记者讲述了“抛弃”档案的经过。“1994年毕业那会儿，刚实行双向选择，户口问题仍然是要首当其冲的考虑。于是遵循着先进国营单位，落下户口的原则，被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大厂。开始两年的日子很舒服，领导偏爱，又正赶上单位效益顶峰时期，经济收益也不差。但时间久了，总有种浪费青春的念头挥之不去，开始动心眼往外跳。但由于所签合同并未到期，要调走档案需先交违约金8000元。想想自己平白无故地一下子拿出那么一大笔巨款白送给别人，很心疼，遂决定死扛到底。好在新换的单位也不强求调档，事情就这么一拖再拖突然有一天，原厂档案科来电话，下达最后通牒：再不来领，就要上交主管部门，后果自负！语气强硬，让人反感。交就交吧，就这样，我的档案上交给主管部门。几年都过去了，没有人再催逼我调档。一家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答应拿着上‘三险’的单子回来报销，可自己就因为一不想登‘衙门’门，二是懒散，而不了了之。现在，那家单位也关门大吉了，想报都没地儿报去了。对保险的强调，也让我有了补齐保险的心。经粗算，怎么着也得拿出四位数左右，又是一笔破费。看来，还真得抓紧时间去调档，还不知会不会档案已经丢了呢？那我就真成了黑户了。” 记者拿了个经济师
职称
北京姑娘小王1997年大学毕业，找的第一份工作人家就不要她的档案，可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又没法以个人名义把档案存到人才中心，没办法找了一个在人才开户的公司，档案存在了这个公司的名下。
第一年的职称评定就遇到了麻烦，小王工作的单位是一家报社，职称都走采编系列，而档案存放的公司是市场调查公司，得走经济师系列，小王只能按照自己的揣摩写了一份在调查公司工作一年的总结，连同这家公司在一些表格上填的评定、意见、盖的章交到了人才中心，不久小王拿到了助理经济师的职称证书，不过一直在记者圈里混的小王最近又该评中级职称了，她担忧地和朋友说：“估计中级职称可没这么容易混了。”
不交托管费的越来越多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2000年底，全国各级政府所属的人才交流中心存档量已经超过278万份，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到今年4月底管理的档案已超过11万份。而随着托管档案的增多，和档案主人长期失去联系的“死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今年4月举办的“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和服务工作研讨会”上，参会的人才服务中心普遍反映收取档案托管费用特别难，很多人把档案放到人才后就不闻不问，每人每年240元的存档费，在有的城市，交费率还不及50%。有报道说，仅成都市人才中心代管的3万多份档案中，已有1/5成为没人要的“死档”，存放时间最长的已达15年，四川省有关部门估计，全省的人才“死档”已超过20万份。
谁管理人事档案，谁就成为出具人事证明的担保单位、职称评定的申报单位、社会管理的依托单位。档案的背后是人事管理关系。
档案不能随便销毁、故意丢弃，所以清理“死档”常常令存放档案的单位和中介机构都头疼不已，都拿着没办法。20世纪80年代下海、出国潮起，很多人走时都没有转档案，有的单位及时把档案退到了街道，但有的档案没有处理，在单位一放就十几年，其间没有任何补充记录，等清理时想到再退回街道或转递到人才时，对方都不愿收了。在人才机构，就算档案当事人不来办理，其档案还得妥善保管，能采取的措施就是先保管，什么时候如果人找来了，补齐代管费用后，再提供人事服务。
档案作用弱化导致“死档”增加
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人事档案社会管理中心主任邓丹宇认为，“死档”的增加与档案的作用越来越弱化有关。在过去，档案是组织部门考察了解干部的工具，现在，档案的内容不足以成为用人单位选拔和使用人才的依据，更多的作用转变为提供相关的人事服务，如出国政审、婚育证明、职称评定、办理社会保险等，而这些人事服务也有弱化的趋势。
在广州，因私出境已经开始不用政审了，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能办理。再如职称，目前社会化的资格考试越来越多，职称已不成为证明人才能力的唯一标准，在北京人才存档的5万多专业技术人才中，申报职称评审的人数逐年在减少，今年只有约1%要求评职称。此外，今后档案管理和社会保险的分离，和婚育证明等社会管理职能的分离都将成为趋势，弱化了人事档案的作用。
存档收费的前提是提供服务，如果一个人觉得用不着这些服务时，他很可能就会对自己的档案不闻不问。这也带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旦要使用到这些人事服务，人们又会马上回过头来找档案。前两年北京买公房的时候，只因为要计算工龄，很多人只好涌回到人才中心开证明，同时也补交了拖欠的存档费。
多头管理
造成档案丢失
除了本人自动“放弃”档案，邓丹宇认为“死档”的增加还与目前档案的多头管理有关。中组部、人事部规定，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只能由政府人事部门人才服务机构来管理，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在北京，可以存放档案的机构除了政府人事部门的人才服务机构，即市、区的人才服务中心外，还有劳动部门的职介中心，各行业成立的人才中心，外企人才服务机构等。
管理的权责问题不明常常导致漏洞、引发问题。邓丹宇就曾经碰到这样的人：要用档案时，跑了好多个人才机构，都查不到自己的档案到底在哪里。这是因为有的存档机构手续不规范，做法不严谨，只和单位有协议，和档案的主人没有协议，单位如果中途随意更换存档机构，而个人不知道，或有人事变迁，负责存档的人没有交接清楚，都会导致档案不知去向，甚至有整个单位的档案都会找不着的情况。
另外，企业和流动人员对档案管理观念淡化，也会人为造成档案的丢失。改革开放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就业观念的转变，档案不再是困扰人才流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在用人时更多注重个人的实际能力，而不过多依据档案记录；这反过来也影响了个人在流动或工作转换中由于转递手续繁复而不考虑。于是出现了有的人离开原来所在城市多年，工作地点换了好几次后，档案放在哪里自己都搞不清，还有的干脆自己保管，严重违反了档案管理制度。
档案的出路：
提升利用价值
北京市人才中心主任韩光耀认为，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企业和人员的频繁变动，进入档案材料的内容越来越少，不能满足掌握一个人全部信息的要求，特别是缺少反映当事人综合能力、素质和有权威部门认定的业绩考核资料。新成立的企业不注意收集、管理档案，在人档分离的社会化管理中，归档材料的收集、整理缺少保障措施，法定责任弱化，甚至出现过当事人已判刑入狱，但档案材料中没有任何记录的情况。
在全国人事档案管理和服务工作研讨会上，韩光耀曾提出自己对档案制度发展的设想：在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分类发展人事档案，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信用体系。一类是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国家公务员的档案，由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按管理权限建立并管理；第二类是进入公共信用体系的档案，由政府指定或认定的人才中介机构建立并管理，以目前档案中的凭证部分和职业生涯、职业能力和信用记录为主要内容。第三类是由用人单位建立的业绩考核档案，为本单位职工的考核、使用、确定薪酬、奖惩服务等内容，不转递也不进入社会，人员离开用人单位时，由原单位封存或保留若干时间后销毁。
据介绍，上海市人才中心就与委托管理的企业人事部门建立了收集资料的联系网络，把应该归档的材料范围和内容印为书面通知发到各企业，定期联系，同时找准几个主要环节尽心资料收集，办理用工登记时收集“职工登记表”，申报评审时收集“职称评审表”，年末考核时收集“年度考核表”等等，效果很好，初步理顺和疏通了档案材料的收集渠道。
国家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司长毕雪融也指出，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应该积极开拓创新，一是要建立新体制，探索以档案管理为中心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二是要开发新手段，积极开发、研制人事档案管理软件，对档案信息实行动态化管理和维护，探索建立电子档案的新途径。三是发挥新作用，了解用人单位考核，了解人才对档案材料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人才业绩档案、人才诚信档案等新办法，认真解决“死档”问题，探索通过现代化手段建立人才业绩跟踪系统，不断提升人事档案的使用价值。(潘锦华 汪燕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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