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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山鹰社5名成员在攀登希夏邦马峰时失踪、遇难，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类似的山难并不罕见，近年来发生在西藏、青海境内的山难就已有多起。但这次发生在学生身上，又是著名的学生社团，又一下有5人之多，才一下被高度关注起来。
世人对大学生的关注，一向都有些特别，无论毁、誉，只要牵扯到大学生时，其强度都格外放大。这次山难发生，5条鲜灵灵的生命没了，而网上的网友留言中还有人说“活该” ，其理由居然是，放着大学不好好念，就是活该。这么极端而又乖戾的情绪宣泄在不幸者的身上，仅仅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可见普通百姓对这个群体有着多么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没有实证的依据，但从各种公开的文字或街谈巷议中揣度，公众对大学生的复杂情绪，大约源自以下的因素，一是中国的教育资源紧张惯了，大学生就成了特别的人群，上了大学，差不多就等于踏上了通往幸福——甚至是飞黄腾达的坦途。就是到现在，大学生还被夸张地称为“天之骄子”，可见在普通百姓的心里，他们的身份有多么的特殊。所以他们就有了特别的身价，他们中有人做了好事时，全社会都为之感动，若有人罹遇不幸时，全社会都觉得遭受了特别的损失，感受到特别的伤心。“研究生被杀案”之所以成为很长时间内的舆论热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生被杀”格外令人不能容忍。
但这种痛惜的心情也可能走向反面，那就是如果他们不肯小心地沿着已经铺就的金光大道走向既定的“成功”目标，而是不那么安分地试图做点别的，就不免被看成不知足、不懂事、不珍惜。而大学生偏偏又是一个特别不安分的群体，不知足、不珍惜的比例比别的群体都可能大些。所以公众对大学生的情感，其实是有点又爱又恨，这种爱恨交加的情感走到极端时，就出现了对着罹难的学生还要说“活该”。这就牵扯到了公众对大学生复杂情感的第二个原因——即使是情绪极端的百姓，也不是有多么的冷血，而是面对大学生们的许多行为，他们实在不能接受，更无从理解。在对生活和人生的理解上，他们之间有太大的不同。
有一种通俗却也形象的说法，叫做“屁股决定脑袋”。换作文化点的说法，就是“利益决定态度”。据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相应的利益，决定了他们是最安分、最保守、最稳定的力量。如果以“屁股”与“脑袋”的关系理论来推断大学生们的行为，他们应该是最知足、最塌实的一群才对。然而事实当然不是，所以大学生的群体思维和行为特征，常常溢出人们通常的经验和期待。在某些特定的人群中，确实会出现“屁股决定脑袋”的反例，他们会以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期待，来判断、评价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环境，和追求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上说，舆论将山鹰社的精神归结为“探险精神”，是有些局限了他们精神的内涵，因为这样的归纳使大学生们的探险与职业探险家们的行为和精神之间没有了区别，然而他们之间其实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登山的冲动，不过是大学生们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方式之一，这种追求还会以各种方式体现，比如报名支援西藏，或到贫困地区帮教，但也可能是休学半年出去“流浪”，或荒疏学业闷头写诗……不管在价值判断上获得什么评价，他们的行为的共同特征，是都有些不合常理和常规。
试图研究大学生群体为什么会具备这样的特质，是一个需要综合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大工程，笔者不敢奢望。但经验的事实是，他们确实具备这样的特质。而且同样可以以经验判断的是，大学生们所具备的这种有悖“常理”的精神，是一个社会保持活力的动力之源，因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青春的躁动，为未来的成长提供着激情和能量，并使社会因它的存在而呈现超脱利益羁绊的精神美感。
鉴于上述特性，无论是舆论还是媒体，对这种精神的限制其实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它们在那儿，就如同山在那儿一样。媒体需要做的是小心地、有分寸地报道和评价，以使它不致导致异化。首先，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不能变成对生命本身的轻掷，对有意义生活的追求不能变成对常态生活的否定，对庸常琐屑的背叛不能变成对经验规律的无视。其次，应该尽量避免各种利益对它的干扰，否则它不但将失去其最本质的精神特质，而且反而会因其能量被不恰当的利用而变得格外危险。(张天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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