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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场大学生辩论赛初赛的题目之一是：高等教育应该“宽进严出”，还是“严进宽出”？
我觉得这是教育界和新闻界联合制造的伪问题：一些头脑不清的学者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概括为“严进宽出”，把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模式概括为“宽进严出”，于是形成了这两种所谓“对立的高等教育模式”。实际上，“宽”和“严”都有 个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硬标准与软标准的问题。如果从事实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现在都绝非只有一种高等教育模式。
“严出”是社会义务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是“严出”的。这是由其“非义务教育”的性质决定的。
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专科)与更高级的通才(本科)、专家(硕士以上)的，因此它必须强调学生毕业时达到某种标准，并将不可能达标的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与中途淘汰排除在外。鼓吹给所有人高等教育的机会，鼓吹毕不了业也可以多少受些熏陶，强调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重于结果，这一切，都混淆了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区别。
高校的毕业证与成绩单是企业或机关、部队等用人的重要依据。用人单位如果为了测试几个应聘者，单独请专家出题、阅卷，成本无疑太大。“试用”是必要的，但“试用”前，用人单位就必须依据求职者的毕业证、学业成绩单、专家推荐书做出初步判断。
如果高校毕业生素质与高校宣称的培养目标普遍相差太远，就会大增用人单位的成本，对于社会风气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所以“严出”，其实是高校对社会的义务。
高校的非义务教育性质还表现在它是一种收费教育。你收了人家的钱，就应该确保教学条件与师资达标，并通过“严出”来督促学生努力学习。如果高校因为教学设备不达标、教师不合格或管理不力，导致学生没有学到能且应学的知识，那是对家长和学生的欺骗。
因此，“皮包公司”式的高等院校与做虚假广告的高等院校必须取缔，不合格教师必须清退，考前出复习题与补考走过场的现象必须纠正。
放任不合格的学生毕业，表面上是为了这些学生的利益，实际上是高校对自己不负责行为的掩盖，以及对用人单位的欺骗。由于这种做法降低社会对于高校的评价，因此它也是对合格毕业生权利的侵犯，尤其是对本校合格毕业生权利的侵犯。这种做法还导致学校对在校学生的督导失去权威性，从而进一步降低学校教学质量。
为了实现“严出”，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让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学习吃力的学生一学期少选几门课，多学一期至数期毕业。
“严进”才能保证“严出”
实际上，“宽进严出”与“严进宽出”之争这个伪问题背后所掩盖的真问题是：“宽进”的宽度在哪里？政府要不要对这个“宽度”进行限制？公立高校要不要扩招以及扩招多少？
如果我们尊重事实和逻辑，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从相对标准来看，“宽进”通常跟“宽出”联系在一起，“严进”通常跟“严出”联系在一起。一个不入流的美国私立高校或社区大学比哈佛、耶鲁要“宽进”得多，也要“宽出”得多。在中国，那些“宽进”的“民办大学”也要比“严进”的北大、清华“宽出”得多。原因不难寻找。一个学校无论教学质量高低，都必须保持一定毕业比例，不同学校之间这个比例相差不会太远。假如一个学校让大多数学生没有毕业的希望，那么在校生可能要闹事，未来生源也没有了，学校怎么办下去？中国人又一向非常“重人情”，让大量学生不及格、不毕业就更不可能。这就决定了“宽进”高校相对于“严进”高校必定“宽出”。
以前我国高校因为招生少，虽说是“严进宽出”，但毕竟“严进”已把了一关，毕业生中的“伪劣产品”相对较少。可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公立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学生却还是学完三至五年统统毕业，“严进宽出”在不知不觉中已基本变成“宽进宽出”，出现了大量“伪劣产品”，高教质量越来越为人们诟病。
在“学时制”下，“宽进”的另一危害是把智力与学习基础大不相同的学生“捆绑”在同一个班里，使教师不得不为迁就多数人而降低教学难度。
因此，在目前“学时制”下，“严进”是保证高等教育质量“严出”的唯一方法。如果不先改“学时制”为“学分制”而不断扩招，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只能进一步下降。
国情决定必须“严进”
改“学时制”为“学分制”仅仅涉及教育领域，改革还比较容易。另外一些国情短时间内不易改变，决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在相当长时间内必须“严进”。
首先，中国高等院校主力是公立高等院校，如果这类院校数量太多、规模太大，纳税人将不堪重负。由于较为有利于人才培养多元化也较能调节人才供需平衡的“民办大学”的兴起，我认为公立高等院校应适当收缩，这既是保证其教学质量的需要，也可以使高校毕业生的增长总量与经济发展成比例，维持总的人才供需平衡。
但现实是公立高校与“民办高校”一起高速扩招，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硕士研究生坐在办公室里做中专生完全可以胜任的文案工作。在用人机制没有理顺之前，在地区间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之前，一味扩招只能造成教育资源的更大浪费。
第二，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还处于较低位阶，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可中国的教育模式却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接受中等专业教育的人多得多！我国的机关企业普遍不缺干部，也不缺简单地出卖体力的民工，缺的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技术工人。
中国目前只需要少量具有创造性的尖端科技人才，以保证民族的创造力与荣誉感。这样的人才太多我们养不起，待遇低了他们又会留学不归，即使归来也大多没有用武之地。20多年来中国高级人才大量滞留海外，就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说高校扩招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但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是培养几年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效果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怎可能立竿见影地拉动内需呢？实际上老百姓为了保证儿女上大学，只会进一步看紧钱包，缩减生活消费。
又有人说国家控制高校招生数量是计划经济，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如果国家控制私立高校招生的绝对数量，那确实是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但如果国家控制公立高校的招生数量，就根本不是什么计划经济，而是计划财政。而财政开支是必须有计划的。还有人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并未增加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只是挖掘了高校的潜力。对公立高校总的财政拨款有无增加，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进入“211工程”的高校财政拨款有了大幅度增加，许多高校因为扩招而又增加了教工人数，这也是人所共知。而且，这种“待挖的潜力”为什么不能通过精减和合理政策导向，把它投入到高中或义务教育中去呢?这就涉及到与教育有关的另一个中国国情。第三，我们的高中教育还没有普及，甚至义务教育也没有彻底解决，而公立高校却比西方发达国家还多。在这样背景下，政府不把更多钱造福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是不公平的。即使从人才选拔角度来看，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的普及面不宽，也限制了高校选拔学生的范围，不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相当一部分教育专家与被误导的大众舆论认为，高校扩招能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其实这也是无稽之谈。相反，高校扩招还是考试竞争下移的根本原因。今年全国高考录取率已经超过50%，这意味着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就全国范围而言已达顶点。如果高中不普及而高校继续扩招，考试压力的下移将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发生。
第四，我国高等院校布局极不合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集中了大量公立高等院校，这种布局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使近年来公立高校扩招指标大部分落到大城市学生身上，加剧了高校招生的不公平。笔者认为，应把北京、上海等地过多的公立高等院校的资产出售给“民办大学”或外国高校，并禁止所有由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搞地方歧视。
民办大学的“宽进”应受限制
中国“民办大学”是在众多比自己悠久得多的公立高校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投资人深知把自己办的“民办大学”在50甚至100年内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严进严出”以争当名校的动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民办大学”普遍想多招学生、多发毕业证、多赚钱，不大可能形成“严出”的自我约束机制。
某些地方一个人只要有三五万块人民币，就可以租两三间教室，买几盒粉笔，请几个中学退休教师，再请几个公立大专的教师或硕士研究生(注意，不是硕士)来兼职，兴办“民办大学”。学生则都可以在两三年内取得本校大专文凭。以上情况决定了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民办大学”的教育行政管理，防止其超越自身条件多招学生和滥发文凭。但是要发挥“民办大学”人才培养多元化与平衡人才市场供需矛盾的功能，又必须扩大其在高等院校中的比重，改国家承认文凭的制度为社会承认文凭的制度，减少政府对“民办大学”的管束，并且不能给它规定招生人数与毕业标准。
解决这种似乎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方法就是形成“民办大学”的自律机制：政府不直接控制“民办大学”招生人数，但要求其必须拥有与其招生规模相适应的教学条件与师资队伍；政府不规定其毕业标准，但要求它满足招生简章中所自称的毕业标准，并通过允许受骗毕业生索赔的方法来督促其达到标准。
这一限制将导致“民办大学”在相当长时期内无利可图，势必降低它在高校中的比重，但政府有更好办法来扩大非公立高校的比重，并刺激现已存在的和将来兴办的“民办大学”形成自律机制—就是把一部分公立高等院校出售给外国著名的私立高等院校，使之变成外国私立名校的分校。这类高校既有原来公立高校的基础，又引进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必能成为中国非公立高等院校的楷模。而没有这种外来刺激，靠中国“民办大学”自身发展形成自律机制，将是相当漫长的一段路程。(杨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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