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有人称初入大学最大的感受是，自由让人不知所措。

　　一方面是花样的年华，美好的憧憬……一方面是离家的忧伤，学业的困惑，爱情的迷茫，价值观的徘徊……

　　其实，貌似成人的大学生初入学时，同样经历着痛苦的“心理断奶期”，在学业、生活、情感、人际关系的巨变中，不少人备受折磨。

　　过来人忠告：这时更需要导师，学校和家长把学生扶上马还得送一程，倾听他们的心声，引导他们读书和做人。

　　对于大学新生来说，虽然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刚入学可能就面临就业的压力，但也别忘了沉下来，想好了走长路，耐心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而不仅仅是一个只会谋取饭碗的小职员。

　　六十年代：理想之痛

　　采访对象：李汉江

　　年龄：57岁

　　职业：教育工作者

　　采访时间：9月8日

　　采访地点：武汉理工大学

　　(李老师1964年考上武汉工学院，大学毕业后留校至今。谈到自己当年的大学情景，李老师十分感慨。他一再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

　　没考上名校有些遗憾

　　我们那个时代，考大学实在是太难了。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不上学，就当兵，无可奈何回农村。我家虽然穷，可是父母比较民主，父亲坚持要我读书。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当时，我一心想的就是当个作家，报效祖国、光宗耀祖和改变自己的地位，因此我读书相当认真。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我跳出了“农门”。

　　“考上大学就等于捧到了金饭碗”，而且我们村就考上了我一个，按道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我还是有很多遗憾。读高中时，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我是1800人中发展的两个团员之一。可高考时，一些成绩、表现不如我的人竟考上了哈工大、上海同济，我考的只是武汉工学院(现在武汉理工大学)，这个学校当时并没有现在这么好，和别的学校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样一比较，心里总觉得不是个味。

　　不过，事后一想，既已成事实，我就必须正视，必须上这所我并不乐意的学校。路是人走出来的，有土壤，有环境，哪里都可以出人才。自己一穷二白的，能上个大学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多牢骚。这样一想，心也稍微放宽了点。我现在仍然很庆幸，当时我的奋斗志向没有锐减。

　　刻苦读书

　　初上大学，虽然校舍环境很简陋，没法与名校比，但因为来自农村，与城市的孩子一比较，还是难免觉得有点见识浅薄。不过，我知道，一味地自卑没有用，我要用这些差距来促使自己更加努力地学习。

　　没有了高中升学率的压力，大学里更多的讲究自觉性。每天，我们早上六点半就起床，到晚上十点半熄灯睡觉，精力都花在了读书上。课外的时候，在完成大量的作业之后，我们普遍都很自觉地借书来看，想办法把课本上的知识转移到实践中去。

　　特定的时代，有着特别的内容。那时，同学之间的感情特别好。穷人心连心，表现出来的是很浓厚的阶级友谊。有次我生病，同学们半夜把我送到医院，轮流在外面守了几天几夜。平时，在社会上，大家的责任感也很强，都积极地去关心他人，学雷锋做好事。当时，学生宿舍里每天早上都有个奇观———大家争着到厕所打扫卫生。这要是放在现在，肯定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我们觉得很平常。

　　我们那个时代，要求的是“红专并进”的人才，简单地说，就是要政治挂帅，学习成绩好。凭着这股精神力量，我一进大学就当上了班长和劳动委员。我的想法很简单，读大学就是要立志、奋斗、做人。1966年，我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被停课了，因为不能上课，我很沮丧。于是，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偏僻的地方，偷偷地看起了古诗词，这也为我以后的文字功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7年11月复课后，同学们特别珍惜学习机会，比以前更加刻苦了。

　　生活是艰苦的。我家的经济状况很差，我的衣服到处都是补丁，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我的一条裤子有80多处补丁，但是当时穷人光荣，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夏天没有蚊帐，我就把头伸到别人蚊帐里；冬天冷，我在床上铺上厚厚的稻草。

　　吃饭完全是吃国家发的助学金，利用假期，我到处找事做，一天工作8个多小时，所赚的钱就交书费，还有多余的就买制图仪器和生活用品。回家5块6毛钱的车费对我来说太奢侈了，因此，逢年过节我都是在学校过。想家的时候，我就将头靠在窗户上望望家的方向。每次过生日，我都只花上个1毛2分钱吃一碗热干面。

　　环境是艰苦的，可对读书的渴望却十分强烈，我们都以苦为乐。

　　谈恋爱像做贼

　　(“在那种情况下，您当时谈过朋友吗？”想到现在大学里恋爱成风，记者问道。)

　　大学时期，我也有过自己的初恋情怀，对方还大我4岁。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明确规定“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准生孩子。压抑不住感情，我们就偷偷地谈。她给我写信时，总在信封外面套一个我哥哥写信给我的信封来掩人耳目。我呢，要么躲在厕所看，要么躲在被窝里看。谈恋爱，搞得像做贼似的。我们的恋爱最终虽然无疾而终了，但那个时候，有个人关心、支持自己，在艰难的岁月里多少让我感到了一点温暖。

　　当时大家的思想是很单纯的，没有现在的学生困惑多。我们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强调自我，我们不用考虑就业和钱有多少，条件有多好。那时，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们要为国家和社会做点实在的事。

　　九十年代：工作之惑

　　采访对象：黄正峰(化名)

　　身份：湖北大学1999级中文系学生

　　采访时间：9月10日

　　采访地点：湖北大学

　　(黄因为平时活跃，在系里就有些名气，当记者托朋友说要做个大学生的专题时，朋友便把黄叫出来了，还说黄有代表性。黄个头很高，穿戴得很整齐，但普通话不是很好。)

　　第一次来大城市，我觉得很刺激

　　我是从鄂西贫困山区的一所普通高中考上大学的，能上湖北大学已经非常不容易。在高中我就开始住读，一直自己处理日常生活，进了大学，条件比高中好多了。

　　我是定向生，去学校之前，大学毕业的叔叔就对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回来，给学校赔一点钱也无所谓。因此，我一进大学，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么考研，要么拿双学位，因为只有这样，定向才会自动取消。大一军训时，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和对面的一个男研究生聊天，得知我想考研，他说：“拿出高中70%的学习劲头，考个研究生没有问题。”我听了大受鼓舞。

　　我体育不错，就当上了体育委员，因为来自农村，家里很穷，我一来武汉就找机会赚钱，我先后干过家教、卖过副食，加上自己的考研目标，我整个大一过得很充实。结果是，我差一点就拿奖学金，回家时，身上还有好几百元钱，相对很多连车费都花光了的学生来说，我很不错。

　　来武汉之前，我最多到过县城，第一次来武汉，我觉得很刺激，我喜欢大城市，喜欢热闹，喜欢接受挑战。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接受挑战是我的优点。

　　两条被封死的路

　　很快，老师开始强调找工作了，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老师都可以将其与找工作联系起来(只有古汉语老师说了一句“无用而学”)。老师如此强调，师姐师兄们找工作那样辛苦，报纸上有那么多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报道，这一切使我感觉找一份好工作是很难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目标就是将来找一份好工作。

　　为了找工作，我给自己定了两条路，一是进学生会，听人说这是找工作的有效途径之一；另一条就是给报社写稿，我一直想当个记者。

　　(记者问黄，为什么把学习成绩排除在找好工作的条件之外呢？黄说，听别人讲，学习成绩对找工作并不重要。)

　　我加入了大学生记者团，给武汉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报纸写稿子，发了倒是有几篇，但都太小，且没有稿费，坚持了两个月，觉得被别人当免费劳动力还捞不到好处没什么意思，就放弃了，这样，就只剩下进学生会了。实际上，在大二上学期，我就已经是院学生会干部了。我很喜欢学生会的环境，我想这是一种锻炼，因为现实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单纯，我们得多方面作好准备。而且从以往的经验看，学生会的干部一般都找到了比较好的工作，尤其是主席，理由很简单，他们占有更多的资源。

　　就在我向学生会主席的位置冲刺时，发生了意外，我的古代文学在期末考试时没有及格，按照规定，我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就在这个当口，院里领导进行正常的人事更迭，新来的领导我一个也不认识，这一条路被彻底封死。

　　梦想仍未破灭

　　受了打击之后，我的大三生活非常无趣，上学期别人教我打游戏，下学期我教别人打游戏。我很迷惘，我原来所做的一切，都围绕将来找工作展开，但自己看准了的路却突然被封死，我还能干什么呢？于是就想回老家教书，那里有关系，而且当地教学资源欠缺。

　　我也有过几次无聊的爱情，称之为无聊，是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在干什么，就叫青春的需要吧，不过没有肉体上的接触。现在想起来，全怪我自己，我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对待过爱情，因为爱情对我找工作没有帮助。

　　我还想继续努力，但又恐怕时间来不及，所以很惶恐，像只无头的苍蝇，对未来一点底都没有。我喜欢接受挑战，但我的能力足够支撑吗？如果按大一那样坚持下来，我现在一定很优秀，可大学没有一张网可以缠住我，我自己编织的网又没有什么约束力。

　　不过，找一份好工作的梦想没有完全破灭，毕竟，我是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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