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外企公司业务副总经理王先生离开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台已有6个年头了，最近，他常常无端地陷入一种苦闷：我的终点在哪儿，我还能回到高校吗？可6年前，他惟一的想法是“趁着自己还有力气，逃离大学”。在他眼里，变化的不是自己，而是大学。

　　感到高校变了的还有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周岳明。他说，高校正在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但几年前的尴尬事仍历历在目：当时学生中流传着“一流人才出国，二流人才进企业，三流人才进高校”的说法。1996年，北大人事部给了电子系8个指标招老师，结果广告打出去好几个月，报名时只来了6个，最后留下4个。

　　1997年、1998年连着两年，电子系都是8个指标，可就是招不满老师，没多少人愿意来。1999年9月，北大搞“岗位聘用制”，教师最高的收入与最低的收入拉开了17倍，最高的岗位津贴一年给到5万元。“经济杠杆”一启动，第二个月，应聘者就蜂拥而至。1999年10月，电子系来了16个应聘者。到2000年10月，达到32个，最后领导们连夜开会决定怎样取舍，因为各个都很优秀。去年，电子系招聘已经结束了，又来了一个更优秀的应聘者。最后系书记找到人事部，说是来“讨债”的，要求人事部把他们前几年没用完的指标“还”回来，最后学校破格留下了这个应聘者。

　　竞争更激烈的是化学院，连着几年，院里只有5到8个进人指标，结果报名的高达100多个，因而门槛一年比一年高，材料一个比一个厚。面对这么多精英，留谁舍谁成了院领导们最头痛的事。“海归派”、“两栖人”回流高校的现象这两年也很突出，占到了北大教师总数的1/3。

　　对于人才回流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的崔老师分析认为，说到底是待遇高了，干事业的空间大了。崔老师指着电脑的工资表告诉笔者，这几年大学教师待遇有大幅提高，而且档次拉得很开，不再是以前的大锅饭了。最高的月薪6000元，最低的400元。她解释，每个系情况不同，文史哲相对较差，经济、法律、信息等热门的专业收入就高。“当大学老师，社会地位高，而且高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老师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闷在罐子里过活了，交际半径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一位师范院校的人事处处长说。

　　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周岳明说，如今，北大优秀人才的报酬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了。但他表示，待遇只是吸引人才的一个条件，更重要的还有干事业的空间，有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他说，1999年，国家提出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包括给北大清华连续3年共投资18个亿，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政策一出，在高校中就形成了一股冲击波，人们都嗅到了“教育的春天”的气息。北大人也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好日子”。以前，北大每年只有1.3亿元，分到各个系的科研经费很少，而如今经费大大增加，在科研经费、实验设备、梯队骨干人员的配备等方面都有新政策出台，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高校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也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近年来，破除论资排辈的做法使得北大的教授越来越年轻化，北大校本部，教授的平均年龄52.6岁，45岁以下的教授已占教授总数的28%，45岁以下的教师占63.1%，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已超过50%。在北大，半夜两点去看，还有很多试验室灯火通明。化学院的一位教授在连续7年的时间里，每周工作91小时；生命学院的一位教授在连续730多天里，仅一个晚上没到实验室。他们自己的说法是“我每天有25个小时”。大家都在努力工作，这个磁场也就越来越有吸引力。

　　同时，也有专家提出了另外一些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前副院长彭剑锋分析说，前几年，一些高校老师下海，自己创业，一个点子、两套方案都能换钱，而如今，信息系统集成化的社会，留给小公司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留给个人单打独斗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就业压力的加大、个人创业成功几率的下降也是人才回流的一个原因。(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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