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过后，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些考试失败、名落孙山的考生，想必是郁闷失意的；那些成绩理想、考上了重点名牌的考生，自然是欢天喜地的。当然，最风光最得意的，要数那些“高考状元”们了。录取时他们就是名牌高校竞逐的“香饽饽”，录取后他们又成了商家极力追捧的对象，不仅可以“作秀”，还可以“走穴”，不仅挣了外快，还趁机扬名天下。高考状元“走穴”，大概是今年才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可以算作“高考状元秀”的新花样儿。

　　比如在南京、江苏省的两名高考状元应北方某出版社之邀，参加了一个图书交流会，与两大教育丛书的主编们联袂签售丛书。比如在广东，高考状元们马不停蹄地奔波于珠三角各地，参加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其“出场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有些状元们甚至有专门的“经纪人”负责出场费的谈判。

　　有人说国人心中有着浓厚的“状元情结”，看来此话不假。封建科举考试搞了那么多年，“状元情结”大概已经融入到国人的骨髓里头了。现在虽然不搞科举考试了，但搞的还是应试教育，高考和科举考试毕竟还有许多“相通”之处。高考状元“作秀”、“走穴”，其实都是应试教育思想在高考宣传中的反映。

　　明眼人都知道，高考状元“走穴”，不过是商家们精心策划的商业促销活动，其真正目的恐怕并不是“让学生们树立高质量的教辅用书理念”，而是利用人们的“状元情结”大把大把地捞钱。按理说，这类促销活动并不违法，大把捞钱也无可厚非，愿打愿挨都是别人的事。然而问题在于，商家们推出的这些丛书，真是高考状元的“必读书”吗？即使少数几个状元读过这些书，这些书籍对于他们成为高考状元有没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而即使某本书是某个高考状元成功的“法宝”，但它是否适合别的学生阅读？阅读之后是否同样有效？这些，恐怕都是大有疑问的。

　　阅读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一本书对这个学生也许有极大帮助，对另一个学生可能全无用处。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高考状元在考场上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他们有资格成为中学生的“导师”，他们也许有自己独到的读书经验，但是这些经验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和导向意义。前不久，某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北大清华高考状元阅读书系》，其中就收入了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先锋派剧本《格瓦拉》等篇目，且在每本书的封面上都赫然印着“读什么才能进入北大清华？怎样读才能成为高考状元？”的广告词。这样的旗号对于高考重压下的中学生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诱惑”。然而，高考状元们所选的书如此之“偏”又如此之“怪”，如果每位高中生都费时费力来研读这些书，真能考上北大、清华吗？

　　能够成为高考状元，当然是人生的精彩一笔。但无论商家还是“状元”本人都应该明白，高考第一名并不一定就比第二名、第三名甚至第一百名学得好，状元并不比其他学生有更多的过人之处。假如有机会再考一次，我敢断言，有大半“高考状元”的称号将会易主。况且，高考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成功，高分并不等于高能，相对于整个人生旅程，高考状元还只是迈开了成功的第一步。要知道大多数高考状元，后来都成了默默无闻之辈，而那些高考成绩平平的学生中，却并不乏终成大器之人。前些日子，杨振宁教授率一批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来华讲学，有记者问到他们当中有没有高考状元时，杨振宁等哈哈大笑地说：“按照中国的高考标准，我们都是差生，在中学里，都排在十名以后。”所以，对高考状元的炒作和追捧，应该适度，千万不要把状元们给捧歪了，于他们今后的成长不利，更不能为了追逐商业利益，拿状元们的“必读书”当卖点，而对中学生产生误导。

　　其实说到底，在目前应试教育体制下，高考状元只是一位在中学阶段学习不错，并且在高考中发挥出色的学生，或者干脆可以说，高考状元只是应试教育的“优胜者”，处于暂时的领先地位。而除此之外，高考状元其实还什么都不是——我并不是有意贬低高考状元们，大家冷静地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晏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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