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郑翌

　　上海专才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大卫先生是上海滩的第一批“猎头”之一。

　　1995年，初涉“猎头”行业的刘大卫创办猎头公司，先于上海外服公司领到了上海人才交流服务许可证。近10年来，他目睹了猎头公司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暴利到微利的兴衰演变……

　　人才也能“出口”

　　1989年，刘大卫初涉江湖。大学刚一毕业，他便在中国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从事外人“懵懵懂懂”的人才中介工作。

　　公司有“三张王牌”让他引以为豪———国务院特批；正局级单位；注册资金5亿元(因为要承包部分对外工程项目)。仰仗前两张王牌，刘大卫在操作“人才外流”方面得心应手，“世界各地都需要中国人。欧美国家需要中国的针灸师、中医、气功师和高级厨师；而新加坡等地则需要大量的技术工程师和工人。”

　　那时候，通过这种渠道出国的被称为“公派”，刘大卫们在挑选人才时，最看重的是“政治素质”：最好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按时返回。

　　然而，那一年，很多人没有回来。“有时，连带队的团长也滞留不归了。”美国一家著名企业曾专程来华与刘大卫所在的公司谈判，希望他们选送的人才能永久留在美国，刘大卫是谈判桌上的翻译。公司领导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老美的要求。

　　后果是，相当一段时期，美国不再从中国“进口”人才。“但公司的业务并没有衰减。泰国、日本以及中东国家，和我们的联系日渐频繁。”

　　两年以后，刘大卫被“猎”走了。“猎”走他的是新加坡的一家猎头公司。

　　最早的“海归派”

　　在新加坡，刘大卫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猎头”这个词，也明白了它的意义。在这家“人力资源公司”，刘大卫从事的是真正的“猎头”工作———从中国发掘各领域的人才，介绍给有需要的新加坡公司。“人力是新加坡最大的资源，而这个资源也是依赖‘进口’的。从中国大量挖人是情势所逼———正值李光耀总统执政时期，他要把新加坡营造成一个华人社会，保持华人在数量上和高技术领域的统治地位是基本保障。”

　　当时在新加坡操作引进华人的，只有刘大卫一人。

　　但刘大卫承认，他在那儿主要是“以练促学”。“我学会了面试技术、写个人评估报告等‘猎头’基本素质，看到了一个正规猎头公司的操作模式……更重要的是，和一些大公司积累了‘交情’，为我的将来做了很好的铺垫。”

　　1994年，刘大卫对这片“弹丸之地”失去了兴趣。大量外资涌进中国，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回到上海，自嘲为最早的“海归派”。

　　1995年，回国一年后，刘大卫开始着手组建民营猎头公司。在工商局办理手续时，一位打字员问他什么叫“猪头公司”，刘大卫哭笑不得：“是‘猎头’而不是‘猪头’……”打字员依旧茫然不解。

　　第一天进账10多万

　　至今让刘大卫津津乐道的，是猎头公司初创时期的“传奇故事”。

　　他的公司是1995年9月注册成功的，但执照还没有领到。就在注册成功的当天，他在上海三家报纸上读到同一则招聘广告，招聘者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外资企业———需要一名工程经理。

　　刘大卫心头一动，他手头边正好有一位和他一起从新加坡“海归”的朋友，凭他的直觉，应该是合适的人选。然而，公司还没开张，怎么收钱呢？

　　刘大卫决定冒一次险，他拨打了广告上的电话，直截了当地问那家外企的人事经理：“要不要你们想要的人？”人事经理半信半疑地约见了他，刘大卫介绍了自己的履历，人事经理还是吃不准，回去向老板汇报。幸好，老板是“识货”的，他透过履历料定刘大卫是个正宗的“猎头”，于是约他见了面。

　　“抱歉，我的公司还在申请当中，但我还是要按照国际惯例，收取年薪三分之一的佣金。”刘大卫的要求有点“过分”。但求贤若渴的老板还是请刘大卫赶紧把人带来，并答应了他的三项要求：不和被猎者互换名片；在“第三国”进行面试；面试时刘大卫必须在场。

　　结果双方“两情相悦”。刘大卫的第一笔生意顺利做成了。

　　3个月后，公司正式开张。刘大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着发票，到那家外企收取了10多万元佣金。

　　当时，“猎头”在上海还是个新名词，刘大卫创办的上海专才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领到的上海人才交流服务许可证上的证号是“60”，外服公司是61号。而前60号，大多是各区委办下属的人才市场。

　　大巴背后的招聘广告

　　创办之初，猎头公司的工作一下子不能为“社会理解”，做“猎头”有时像做“小偷”，于是刘大卫的第二个传奇故事应运而生。

　　新加坡一家大公司需要大批半导体人才，将挖人的任务委托给刘大卫的公司。1996年1月，冬寒彻骨。刘大卫租来一辆大巴，开到上海一家半导体厂对面，悄悄地在大巴背后的墙上张贴招聘信息。

　　10点，半导体厂的中班职工下班，三三两两走出厂门。刘大卫看准时机，突然把车开走，墙上的广告一下子跃入半导体厂职工的眼帘。

　　不到一小时，这些广告就被保安撕得精光。但声势已经造出去了，接连几天，刘大卫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车墙组合”收到了极好的效应，刘大卫一口气选中了13个人，其中多半是看见广告的半导体厂职工，还有的是他们的朋友。

　　但争议接踵而至。不久，一家报纸刊文《猎头公司究竟为谁服务？》，报道了这次挖人事件，并对刘大卫提出批评，说他“吃里扒外”。看到文章后，刘大卫的脊背都凉了。“在关键时刻，政府部门显示了宽容的襟怀，我才放心地把这一行做下去。”MBA也有泡沫？

　　猎头公司的业务单是人才需求的曲线图，也是行业兴衰的晴雨表。

　　“在公司创办初的1996、1997年，管理类人才很缺。”刘大卫说，“举个例子，我曾在金桥开发区猎到一位人事经理，他在原来的公司每月拿1.5万元，新单位开出的月薪是3万元。新单位和旧单位仅500米之遥。”财务经理的行情也与之相若———“跳槽”几乎成了工资翻倍的代名词。

　　1998年，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很多行业面临市场危机，于是，市场经理成了“猎头”市场上的抢手货。

　　1999和2000年两年，互联网风起云涌，IT和资本运作方面的人才炙手可热，身价暴炒。“曾有一家网络公司的CEO‘猎’我去做他们的人才版版主，气焰嚣张，说要收购我的公司，让我‘可以提前退休’。我没有理会，结果现在他倒‘退休’了。”

　　刘大卫还曾帮一家网络公司猎到一位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公司给他两个选择，50万年薪或20万＋30万的股权。软件师选择了后者，结果一年不到公司倒闭，他现在仍然靠打零工维生。

　　网络泡沫渐渐被挤掉了，但新的泡沫又在产生。如今，市场奇缺电子、机械工程师等技术人才，但现状却是“几乎每一张脸都是MBA。”刘大卫说，他每天接到的单子中有80%需要工程师，而收到的履历中却有80%的人是MBA。“如果人人都想搞管理，那么谁来被‘管’呢？”MBA的身价正在回落，“如果将来市场提供不了足够的MBA职位，将形成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刘大卫认为。

　　让他不得不叹息的是，“猎头”这个行当也因为跟风过甚，已经进入了竞争惨烈的境地。“到2001年11月，上海总共有104家人才中介机构，可今天已经有238家了。大家都以为只需几张桌子、一部电话和几个人就能办猎头公司，很容易收获暴利。其实，真想做个好‘猎头’很不容易———他不一定是人才，但必须是‘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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