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是接受手提行李检查和人身搜查。每一个安检门都有4个安检人员，还有两位手握短冲锋枪的武装警察。这里的气氛显然比托运行李检查处紧张。

　　为了顺利通过安检门，我从X光安检机旁拿来小塑料筐，取出手提包里所有可能会使安检机叫唤的东西，如文曲星电子字典、钥匙、里程券、身份证、钱包以及藏在茄克衫口袋里的给别人带的6000美元现金。平常是不敢将这么多现金在众人面前拿出来的，但现在没办法，也相信在警察面前，坏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动手。尽管这样，我经过安检门时，提示灯还是亮了，提示铃也响了。安检员手握安检棍，开始自上而下对我进行“全身按摩”。

　　扣子、名片、机票都能让“棍子”尖叫。棍子碰到我皮带金属扣时再次叫唤，他又按了一下，还是叫。安检员朝我打手势，可我弄不明白。见状，他干脆撩开自己的上衣，把皮带夹翻开让我看。我这才明白，他是让我把皮带翻过来，让他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东西。最后一个讨厌的东西是口香糖，居然让我在裤兜里摸了好久。掏出口香糖给他看，那个家伙才肯放行。

　　过安检门后，还要脱衣服。风衣自然不在话下，茄克和外套也一样，一律要脱下来，安检员再摸一通。这次安检的意外收获是，我找到了丢失半年之久的钱包。包里装有400多元人民币，不知什么时候放在半年才穿一次的风衣内侧口袋里。不是安检棍叫唤，一般是想不到往这里找的。

　　一位同事怕冷，用围巾围着脖子。安检员示意他解开。同事遵命，摘下来递过去。安检员拿起围脖，里看看外看看，似乎还不放心，又拿起一端晃了几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掉下来，那动作像一个舞蹈演员在表演甩手绢。

　　不知怎么的，一位年轻同事被要求脱鞋接受检查。“只要不脱裤子就行。”我们戏谑道。同事在一个长凳上坐下，翘起二郎腿，从容不迫地解鞋带。小伙子却一边脱鞋，一边说：“出国前就听说在美国机场要脱鞋接受检查，我就专门让老婆去专卖店买了两双皮尔卡丹白棉袜”。他又得意地朝我们笑笑说：“这钱没有白花，现在要脱了给他们看了，咱们没在美国给祖国丢脸。”我们却逗他：“瞧瞧，我们谁也没被要求脱鞋，就数你聪明，穿新袜子怎么着？自找苦吃！”

　　我注意到，在安检门前，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要接受搜身检查。有位女士穿的是薄罩衫，风衣脱去后，只能任凭男安检员全身“抚摸”。要不是“9·11事件”，真可以告他们一个“性骚扰”的罪名。

　　照理说，经过严格的搜查，乘客应当可以直接登机。可是，当我们走到登机口时，却发现早已排起一条长长的队伍。因为是团队，我们得到“关照”，被直接带到登机口前。

　　“一个一个地来，检查完了站到一边。”安检员喊道。我们再一次被搜身，手提行李也被一件件重新打开，查得比安检门还要仔细。我有一只小布袋，里面装的是洗漱用品，也被倒出来。一位女同事还被要求脱鞋接受检查。

　　当我们最后登上飞机时，比预定起飞时间晚了5分钟。我们飞向了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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