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一：在好公司打工是快乐的
周成喜对公司的忠诚显而易见，他接受访问的条件是：把公司名字写上。周是成都贝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行政经理。
38岁的周当了多年中学语文老师，累积了太多无法忍受的东西，比如道貌岸然的领导或从不公开账目的校办工厂。1996年离开时他对领导说：“你不用假惺惺地留我。我一定要离开这种虚伪的地方。”
他想找个比较说得清楚的地方，他喜欢公正公平、规则明确。
到贝森呆了一个月，他爱上了这家公司。不仅因为现代化的办公条件、良好的福利待遇，更重要的，他认同公司的理念。他说老板曾专门写文章论述：贝森应成为现代文明企业，应该为社会创造财富，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这让我有归属感。”
周对公司的认同很大程度建立在对老板的欣赏上。周说，不可要求老板完美，但是很幸运，现在的老板几近完美。“作为一个男人，他机智幽默善良真诚，有时像儿童一样。这样的为人我喜欢。”周说，员工的切身利益后顾之忧老板经常过问，他举了一个小例子，“今天中午公司聚餐，老板特别叮嘱：别忘了把公司保安叫上。”
公司鼓励员工成长。理由是：员工成长了，公司也就成长了。周得到了很多锻炼机会，他做过董事办主任、行政部主任、子公司副总。现在公司正派他读在职的MBA。变化令人兴奋。
周很明确：我宁愿打工。这建立在清醒的自我认识基础上。在周看来，当老板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容易。他必须具有商业智慧、风险意识、学习能力，很高的个人修养，“不可想象，一个心胸狭窄自私自利，对人对社会抱有不健康心态的人会成为好老板。”
状态二：不幸总发生在我身上
“老板？坏，虚伪，骗子。”30岁的左立波开宗明义。
找工作的过程就像把脑袋伸出来让别人宰。左立波1996年到北京，积累了不少面试经验，比如他发现给求职者的椅子总是特别矮，身高..85米的他坐下后眼睛从不会高过对面老板的鼻子。
历尽磨难，他把赌注押在了一家新成立的私营建材经销公司上。老板说：好好干，跟公司共同发展。左立波想，终于柳暗花明了。
连续一个月他下班不回宿舍，一个人琢磨产品。随后老板派他出差，八天跑四个城市，他每天晚上坐车赶路，打听建材城的位置，早上就一家家跑，让人知道北京还有他这家公司。最后一天病倒了，躺在候车室的椅子上，被罚了5元钱。回到公司填客户资料，人家填几十家，他填了200多家。同事大吃一惊，老板面无表情。
半年之后，老板提出“合作”，让他去开拓天津市场，利润分成。左立波做到了让“所有同事都佩服”的份上。年底算了算，利润300万，去掉各种费用，他能得20万。天津分公司的财务是老板的亲戚，说账太乱，得拿回北京算，七算八算，老板说，赢利不到10万，公司紧张，给你200元，明年再辛苦一年。
第二年年底再和老板算账，老板说，有些利润，公司紧张，用发给你的货抵那些钱。左立波想，那是一堆卖不出去的烂货。
左立波终于动了辞职的心思。老板有预感，怕他走之前事情处理不好影响客户关系，拖欠工资作为要挟。左立波最终没拿到那1.5万元。
离开后他试图和朋友一起开店，折腾了一段时间没成功。“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一堆故事都是失败。”他自嘲。
后来听说那家公司倒闭了，他感觉不错。他替老板做了一下总结：“他其实也有成功之处，开始能让我那么拼命就是成功。只是后来不成功，连我这么愿意拼命的人都留不住。”
现在他在一家建材公司的天津办事处，希望积累客户关系，有机会就自己做。办事处一共三个人，老板，他是匪兵甲，还有一个匪兵乙。老板不时做神秘状，将来北京这块你负责怎么样？他就心中暗笑。他和匪兵乙是好朋友，匪兵乙说，老板在他那里也这样表演。
状态三：安全感和荣誉感，都要
陈露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是网上下载的文章，主题是职业女性35岁危机。“这是办公室的热门话题。”她这样开始了谈话。
1994年，陈露从外地分配到北京一家国企，无房可住，每天打游击。一位亲戚出差把一居室暂借她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和男友离开，两人走到积水潭桥立交桥上，不约而同地驻足回首，遥望高楼上那扇小窗。
那一瞬间的记忆太深刻了，深刻到足以影响她以后所有的决定。
2000年，28岁的陈露已是一家著名日资公司的高级部门经理，也在北京西郊买了房子。那年她怀孕了。不安全感再次攫住了她。她需要保障、财富，她发疯似的想自己做。
风格独特的美容院是利用休产假的机会开起来的。在小区里买了一间门面房，忙忙碌碌地装修、进货、折腾。很多居民记住了这个顽强的女人。美容院开业的那天，她挺着大肚子，满脸幸福地坐着、看着。
10天后她就生产了。但疯狂并未到此为止。她不坐月子也不给孩子喂奶，一个多月，天天凌晨4点多出门，转几次公共汽车走40公里进城，辗转几个批发市场，天黑的时候拎着大黑塑料袋回来。她要用剩下的假期再开一家精品店。
精品店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感，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心理刺激。小区居民都是白领，在他们眼中，陈露就是开小店的。“人家来讨价还价，这个东西不好，那么贵干吗？最多不过夸你一句，你很有艺术眼光嘛！”
这让她对“社会地位”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除了安全感，还需要被认同和成就感。她想起公司里的日本同事曾讲：日本总部外楼下卖拉面的都开奔驰。她当时觉得很可笑：你看见他赚奔驰，可你看得起他吗？
经常有想自己创业的朋友找她咨询，最多的是担心“35岁危机”的女朋友。陈露总是把自己的感受讲给对方，帮她想清楚。主题有两点：“好多人梦想自己开店，觉得再小的店我也是老板。可是，创业初期的一点一滴的艰苦和寂寞，你受得了吗？。
“第二，农村人来开小店可以很坦然，可创业的起点太低，你在大公司工作的骄傲、被人尊敬的感觉将荡然无存，你受得了吗？”
状态四：SOHO，做自己喜欢的事
王冠英的设计工作室在北京西部的一座写字楼里。几十平米的房间清新整洁，竹帘分隔，一边茶几上插一束干花，另一边摆着各种电脑设备。绒布窗帘白天也紧紧地拉着，隔绝了外面的音尘。
就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1996年艺术专业毕业的王冠英有着清醒又朴实的想法。这个时代需要艺术大师，更需要商业繁荣。他在艺术与商业中选择了后者，开始在广告公司、设计公司打工做职业设计人。
1998年，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做企业形象设计和平面设计。最困难的时候几乎半年没业务。现在的状态类似SOHO。业务“够干”，还可以更多，但为了让自己工作快乐，他挑客户。有公司请他做设计，过去看看公司环境、装修、宣传品，就有了大概判断，再和负责人聊聊，就可以确定了。“一看对方是顽固的土老冒，我就逃跑了。属于可以沟通的，就继续谈。”
因为推了不少业务，他经常被朋友教育：你做设计行，做公司不行，你先算算一年推出去多少钱。
他并不是那么渴望把公司做大。有朋友开公司，没钱雇有能力的人，弄了一大帮不太有能力的人，今天这个不听话明天那个做错事。他看着都累。
“在我不很累又能心情愉快的情况下做大，这当然也好。但是我的核心价值观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能做好的事。”
状态五：等待成功，等待证明自己
每次回南方老家，苏林都把茅台、五粮液四处散发，过得很滋润的样子。他小时候总被开工厂的父亲骂“没出息”，这让他恨，可这恨又支撑着他，他一定要做出点什么给父亲看。他硬撑着不让家人知道他的窘迫。
“已经有过一次创业的失败了。再失败将彻底摧毁我的自信。”
1975年出生的苏林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四个要好的同学凑钱到南方开了一家小超市。一年之后还是维持不下去了。“没有制度，很多事情都是口头协议一下，时间久了就忘了，很多细节没有明确，又不好意思明确。”“负责进货的同学进价老是高，质量上还有问题，别人怀疑又不好意思说，挺恶心的。”终于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苏林想：终于熬到头了，可散了。
回北京正赶上网络热潮，苏林到电脑公司打工，做到一家大公司的技术总监。为下级争利益，他和上级大吵了一架。“公司根本不在乎员工的福利，也不给员工做培训。你不对员工好一点，大家都为生活焦虑，怎么会为公司卖命？”
他又萌生了创业的念头。这次很稳妥，把小电脑服务公司挂靠到一家大公司，这样可以利用人家的技术设备。开始几天彻夜难眠。“前期拉项目要做标书要送礼要请吃饭，求人谈一谈也要几百元。你说是不是要睡不着觉？”
每天一睁眼就欠别人钱。租柜台、雇人———开始三个人，现在是一个人，房租，养车，请朋友娱乐———这很必要，断了朋友圈子等于自绝生路，而当老板的代价之一就是：朋友肯定不再争着付账。
“即使没钱也要咬着牙装有钱。”苏林说。实在没钱也只好推：忙，太忙。最糗的一次，他请朋友唱歌，没想到朋友又呼朋引伴。付完账，兜里只剩80元，第二天再借钱请客户吃饭。
比较当老板和打工，苏林说心理上肯定是打工好，最起码不用太劳心，做不好顶多挨人骂。可他不打算回头。“当老板有希望，有未来，有赌博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情。”
状态六：死去，活来
《枕草子》里有一段写“不相配的东西”。比如：头发不好的人穿着白绫的衣服，很拙的字写在红纸上面。现在，一辆锃亮的奥迪A6在狭小陈旧的院子里踅来踅去，看来也是“不相配的东西”。
车是褚斯鸣新买的。旁边一座红砖小楼，其中两间——他强调是“一层”——是18个月前租的。那时43岁的褚刚刚经历了网络泡沫破灭，辞掉网站副总的工作，想和朋友一起做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好玩的事：卖圆领衫。品牌定名“圆领部落”。
浪漫色彩的决定之后是琐碎的一地鸡毛。
房子租了，货进了，人招了，朋友还没入资就决定撤退，他被套进去了。他每天和几个年轻员工一起，用热压机往圆领衫上印一些奇奇怪怪的进口图案。脑子里想着：将来公司股权结构要做得特别好，要像网络时代那样给员工送期权。
还没等他送呢，人家就把钱卷跑了。先是一个员工手头有1.6万元的货款，公司催，他就说忘了，再催，钱和人就一起失踪了。后来有人来投诉，那孩子在天津骗财骗色。然后另一个员工说要到外地开拓市场，借了公司的钱，褚还主动把自己手机借给他。人一走再没回来，后来火车票寄回来了，要公司报销。
褚觉得现在打工的人太不懂珍惜，“好多企业假模假式地说‘人最重要’，其实再大的企业有几个人重要？大部分人不过是数目字。知道自己是数目字还不把这当回事就太危险了。”对于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褚有这样一个比喻：老板像司机，员工像乘客。“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开车的人要注意路口仪表限速警察油表，在中国开车还特别麻烦，要注意前后左右，等于开5辆车。坐车的人什么都不管，他就是想怎么把座位调舒服还嚷着要听音乐。”
总之，褚觉得自己没欺负员工，倒被员工欺负。可开会的时候，又总看到员工低着头扭着身子，想来是怕他。他顾不了那么多，现在“圆领部落”在全国有40多家店面，今年销售额接近1000万，上了几十万的税，为100多名雇员和经销商提供就业和发展机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终于掌握了个人财务自由。
创业只是让人生更丰富，他不时提醒自己保持游戏心态，在哲学上精神上要出世超脱，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入世实干，借用李敖写的《北京法源寺》里的那句话：死去，活来。“人生本质上是悲剧的，你从一生下来就在走向死亡。想明白了这一点，一切也就无所谓了。放轻松，你才看得见风景。”
状态七：大家致富的带头人
B型血的张先生讲自己的创业故事，没有感悟细节激动沮丧，充满分析决定行动自省。“对于生活。我不是热情的参与者，是冷静的思索者。”
1995年，26岁的张第一次出四川，去深圳。思想斗争后，决定离开那个闭塞的县城。他与人合开食品厂，所有积蓄投了进去，快开工时对方撤了。他总结的教训是：“事情无论大小，要有主导权。”
1998年，29岁的张从四川到北京，应聘到一家出版社做市场发行，仅两个月就完成了出版社交给他的当年的销售任务。他说重要原因是他遇到了一个无私指点的好同事。1999年，他作为典型在培训会上毫无保留地把经验技巧告诉了新同事。“痛苦经历每个人都感同身受。老师这样对我，我也愿意这样对别人。”
2000年，他开始尝试自己做业务。向某个机构推销图书，机构负责人说：小张人不错，我会考虑要和你长期合作。半年以后，已经投入了3万元，没做成一分钱业务，人家还在这么说。这件事情的教训是：一、不能有急于求成盲目投资。二、看人要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
7个月后总结战果，70%成功，30%失败，他决定和朋友一起发起公司。注册时公司有5个人。图书发行公司因为人才流失带走客户关系使公司蒙受损失的现象极普遍。他们的对策是：开始就把员工定位为合作关系。被邀请加入团队的员工先要做一道“选择题”，你愿意选择哪种合作方式？一、股权。二、利润分成。三、工资＋提成。张认为：规则明晰是避免劳资关系紧张的关键。
2001年公司业绩谈不上高，却在持续增长，员工增加到了21人。公司也有了中长期规划：立足北京和四川，争取做全国市场。对于张来说，创业的乐趣就在于此：业绩持续增长、市场范围逐渐扩大，始终保持良好的团队精神。
随着新人加入，张的股权已经由40%降到了30%。他说他并不刻意追求个人财富。“只要比过去过得好就行了。如果公司领导者过于看中个人利益，团队的凝聚力就不存在了。”
“不能贪得无厌，要学会放弃。贪得无厌的人，别人不会和你合作长久。”张说，“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公司员工致富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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