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处于公司“底层”的小白领，不满自己的工作待遇，为了发泄私忿，暗中跟顶头上司较上了劲。不料，恶作剧过了头，补救无门，只好付出蹲监狱的代价。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走另一条合理的路，以合理的手段，获取自己合法的利益。只可惜，他们对法律的认识，好似幼儿那般无知……

　　侵占公款报复上司

　　王敏戴着冰冷的手拷，在冰冷的看守所里接受记者的采访。从他镇定的神色、连贯的语言中不难发现，这是个很有文化的人。

　　王敏曾是家乡的骄傲，现在却是遭人冷眼的阶下囚。他把犯罪归咎于对法律的无知，“就算上了一堂课，不过学费实在太昂贵了。”

　　闯荡上海

　　我的老家在广西南宁的农村，在那个与“贫困”分不开的地方，我家生活水平一直处于中下游。父母都是文盲，拉扯着我和妹妹，日子过得很勉强。

　　不过让爹妈宽慰的是，我和妹妹都蛮有出息，尤其是我。从小读书不错，最后考上了南宁的一所大专。在我们村里，这样的成绩足够让别人刮目相看了。但我没有停止努力，两年后，又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

　　我不愿再呆在南宁，2001年初，受一篇报道的启发，我只身一人，义无反顾地来上海发展。刚下火车时，眼前一片茫然，随便看到一辆公交车就上了，跟民工没啥两样……无头苍蝇般撞进一个招聘会，手上连个人材料都没有，只有几张证书。运气真好，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网络公司经理相中了我，第二天，我就签下了试用合同。

　　我在网络公司做销售。虽然公司不大，但给了我机会适应上海。6个月后，我离开了那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规模较大的网络有限公司。该公司隶属于一个颇有名气的网站，资本实力雄厚，属于中外合资企业。在新公司，我仍然做销售，经办50%以上的上网卡销售业务。

　　空头承诺

　　在试用期时，我的顶头上司———部门经理向我传达老板的承诺：3个月试用期过后，会涨我工资，让我提升，并且月收入中有2~3%的销售提成。

　　我对“前景”充满信心，加倍努力地工作。试用期很快过去了，我失望地发现，工资没有涨，提升成了空头支票，而销售提成总共只拿到过一次。我每个月的销售额一般保持在二三十万元左右，如果按提成算，我的月收入要高出至少60%。郁闷啊！但我放弃了申诉，因为我无法申诉———当初的承诺都是口头的，没有一项写进合同里。真要和上司翻脸，我的饭碗还保得住吗？

　　在公司里，我跟顶头上司有点格格不入。哪怕是一些小事，我俩也经常意见不和，彼此都看不惯对方。当然，吃亏的总是我，他经常会在诸如审批报销之类的关口卡我，让我难堪。我曾想过找上司的上司去反映，但在这样等级严密的公司，我明白越级上诉会带来什么后果。

　　今年4月，“复仇”的机会来了。北京一家公司把3000张上网卡发货给了我，我瞒着公司，偷偷把这批卡卖给了一个私人摊主。得来的34500元，我分文未动，小心地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故意在公司的账上制造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等到大老板发现了，我的上司可有得难堪了。

　　生日“礼物”

　　做好手脚后，我知道早一天晚一天会离开公司的。反正要走人，干脆“破罐破摔”吧。一个月后，我请客户吃饭，花了1000多元，又陪他们到娱乐场所潇洒了一圈，在报销单上，我伪造了上司的签名。

　　事情很快败露了，我理所当然地被赶了出来。离开时，我一身轻松。那3万多块钱，我依旧小心地藏着。

　　9月12日，是我23岁生日。我一天都和女朋友在一起。她是我同租的室友，也是从外地到上海来谋生的。晚上，在电影院里，我突然接到了老爸从南宁打来的电话。老爸焦急地对我说，上海警方已经找过他了，让我赶快去交代问题。我对老爸说，今天是我生日，没空。并把我住所的电话告诉老爸，让他转给警方。

　　电影散场，我俩回家。警车已经停在门口，好几名警察轮番对我盘问。女友事先一点都不知情，看到这架势，吓坏了，一直躲在里间不敢出来。我很快被带进了看守所，铐上了手铐。在那里，我知道了自己的罪名是“职务侵占”，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在我固有的头脑中，只有暴力行为或者国家公务员的经济问题才称得上是“犯罪”。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充其量是“违反公司规定”，只要把钱如数还给公司，就不会有其他问题。我只不过在玩恶作剧。

　　现在想想自己真可笑。读了那么多年书，对法律的了解还停留在幼儿园和小学生的水平。经过这次教训，我想我大概“高中毕业”了吧。

　　秘书刷卡老板付钱

　　平均下来，谢雨萍每说5句话，就要哭一次。这个穿着囚服的女人，因盗窃罪已被静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对她来说，上有双双失业的父母，下有需要照顾的2岁女儿……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丈夫又失踪了。她说，这几天她无论何时都会听到女儿在叫“妈妈”，但母女相会的唯一场所只能是梦里……

　　克扣让我“过敏”

　　1996年从上海某大学文学院毕业后，我相继到过3家公司做文秘。前年生下孩子后，我听从老公的建议，没有再去上班。老公原本是开公司的，后来为债务纠纷所累，并涉嫌合同诈骗被取保候审。今年开始，他丧失了经济来源。为了女儿，为了家，我在今年4月又跑进招聘市场上，找到一家合资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做了总经理秘书。

　　公司当初和我谈妥，试用期每个月的报酬是1700元，等转正后，加到2000元。然而，正式合同签订前，人事主管跑来跟我说，他们以前搞错了，我转正后的月薪应该是1800元。我不想丢工作，所以没吭声。但事后想想，越来越气，他们凭什么这样蒙我？虽然只有区区200元，但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说，这点钱也足够让我“过敏”。

　　钱少了不算，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是总经理的脾气。他是台湾人，喜怒无常，开心时很好相处，一旦心情不好，就把我当出气筒，毫无缘故地冲我大吼大叫。而且我认准了，少发钱的馊主意是他出给人事主管的。

　　刷卡让他“坏分”

　　7月29日上午，我在总经理办公室帮他整理东西，眼睛一亮，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只黑色皮夹和我老公的皮夹一模一样。出于好奇，我翻开了它，里面有许多卡，一看就知道是总经理的。我左右一瞧，没有人，心想正好借此机会让总经理“坏一坏分”，反正我受了他这么多苦，他还克扣我的工资———就算是他还我的。于是，我从里面抽出一张信用卡。

　　不一会儿，总经理就来了，把皮夹收入衣袋，并没有发现。到了中午，我已经冷静下来，觉得这样做不好，准备找机会把卡还给他。谁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的办公室在二楼，他在三楼。为了叫唤我方便，他怎么也不肯打电话，每次都是冲楼下大吼。那天很热，其他办公室都关门开空调，但他要求我的办公室的门必须永远敞开。我实在热得受不了，把门开了一条缝。他看见后，便冲过来，夹头夹脑一通骂。我也来了火，心里说：“你等着瞧！”

　　几天后，为了出气，我拿着这张信用卡，专拣高档的商厦去刷卡。在梅龙镇广场和百盛购物中心各买了一部价值6000多元的三星T108手机；在恒隆广场购买了一只22700元的卡帝亚手表、一枚5850元的卡帝亚戒指、两只6100元的卡帝亚钱包；又在中信泰富广场购买了两只4570元的BALLY钱包。

　　不久，我就从公司辞了职。又过不久，我不出意料地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文中人名为化名)

　　维权何必走极端

　　针对以上两个案例，上海专才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大卫先生认为，两名犯罪嫌疑人即使在公司遭遇不公正待遇，也不该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泄私恨。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讨回属于自己的利益。

　　刘大卫说，在现代企业中，为了保护双方利益，公司和员工的所有约定都应当以白纸黑字加以表达。本案中，员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对“加薪减薪”并没有作过约定，便形成了口说无凭的状态。

　　然而，尽管“口说无凭”，员工的利益还是能够得到保障的。我国《劳动法》视企业员工为弱势群体，一旦员工与公司在没有凭证的情况下发生纠纷，法律一般会从保护员工的立场出发，要求公司举证。例如上文王敏一案，如果王敏认为公司对他加薪的承诺没有兑现，他可以到劳动仲裁部门或法院状告公司违约，除非公司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它“没有承诺过加薪”，否则，执法部门将采信王敏的说法，判决公司必须给王敏加薪。(文/记者郑翌 通讯员蔡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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