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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点：春林苑以西20里———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力市场
采写：记者金凌云
在劳动力相对于就业岗位严重供过于求的现实情况下，就有一个如何确立一种机制保障就业机会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少能够被正面提出来，因为在现阶段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格局下，近乎严酷的就业竞争浮在表面，而机会平等问题被深深地掩藏在其下。 ———陆建华《中国社会问题报告》
第77次求职
“你今年多大岁数？”
“刚满40岁。”“以前做过仓库保管吗？”
“没有。”
“对不起，你不适合我们的工作。”
———对话就此结束。
李焕祖抬了抬一直低垂着的眼皮，“哦”一声，站起来。脸上，失望的表情转瞬即逝。他转身走了出去，与接着被叫进来面试的那个神色紧张的中年男人擦肩而过。
这是2002年12月24日的上午，广州的冬日。中山七路上人来人往，明晃晃的阳光，湮没了李焕祖脸上若有若无的落寞。
对于李焕祖来说，失业后两年时间里的第77次求职面试就这样结束了。20多分钟的车程，满怀的希望———也随之结束了。
“两分钟不到，屁股都没坐热，就说你不适合，没办法的啦。”李焕祖甩甩手，又摇摇脑袋，似乎想忘掉这次不成功的经历，顺便也把那个神态有些傲慢的“考官”忘掉。他脸上渐渐恢复了淡淡的神情，以他的说法：“被人拒绝惯了，早就没什么感觉了。”
但是，这句话很快就被证明只不过是用来掩饰自己的失望的假话。李焕祖随后又说，几十次求职的失败，使他对“你不适合我们的工作”这样的答复非常敏感———“听到这句话时，心里就好像被人刺了一下。”
关于饭碗的人生四阶段
失业前的李焕祖，曾经是广州一家国有大型工厂的职工。对于“国有大型企业”这样一个曾经的归属地，李自称“心情复杂”，但“不愿多讲”。
两年前，突然接到工厂辞退他的消息时，李焕祖不知所措。他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昨天还在心满意足地过日子，吃饭、睡觉、看病都不用担心的，今天———”李顿了顿，“就要为明天发愁了。”
李焕祖将自己40岁的人生简单概括为“四个阶段”：1986年进厂参加工作———“有了饭碗”；1995年工厂转制，变成合同工——“铁饭碗变成泥饭碗”；
2000年2月厂方以“合同到期”为由，将自己辞退———“饭碗被砸烂”。
目前正在经历的，是第四个阶段———“再找个饭碗”。
职业，对于李焕祖来说，简单到只是一个“饭碗”的概念，李本人提供的一种解释是：失业后的困窘。“你如果像我这个样子，也不会再有什么职业理想的。”李焕祖说。
失业救济金暂时缓解了他的困窘，但再过两个月，也就是2003年2月，李焕祖便不再拥有这份政府给他提供的保障了。
对于以后，李焕祖很不乐观，“再就业是件很难的事情。现在不知道也不去想，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吧！”他叹了一口气。
我才40岁，工作就不要我了？
挤上公共汽车，李焕祖把几张角币折好，扔进币箱后便往车厢里走。
司机从背后叫住他，问：“你投了几毛钱？”
李一扭头：“一块钱嘛！”继续往里走。
司机恼了，站起来叫他：“你过来看看，哪里是一块？”
车上人们的目光顿时集中过来。李有些尴尬：“好啦，差两毛嘛，那么大声干嘛？”过去便掏口袋。但令他更感尴尬的是，他翻了好一会儿，竟再没有找到角币。
司机笑道：“没有就没有嘛，不用骗的啦。”
李焕祖脸色突变，记者赶忙过去帮他投了两角钱。李大声说：“不用你帮忙，两毛钱我出得起啦。”然后扬起头，看了看四周，很自尊的样子。
李焕祖随后给记者讲了一个他曾经给路边一个乞丐10块钱的故事。看得出来，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他耿耿于怀。
李焕祖说，失业以后，他经常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两年时间的应聘失败、再应聘再失败的不断轮回中愈发强烈起来。他一直在想的问题是，自己为什么会被“抛弃”？
李说：“每天都要吃饭，一天一天吃饭，人就变这么大了。年龄大，不是我的错嘛。”
又说：“原来在工厂里做流水线的，也没说过要技能的。十几年过来了，突然又说要有技能了。没技能，也不是我的错。”
……
这是针对那些拒绝他的用人单位所说的一些话。那些单位对“年龄、技能”的“挑剔”，显然伤害了这个中年男人的自尊。他问道：“我才40岁，工作就不要我了？”
当然，以上这些问题，李焕祖并没有当面对那些单位说过，“说了也没有用”。他更习惯于在遭到拒绝时保持沉默。这也是他保持自尊的一种方式。
李焕祖自认为是个“很失败的人”———38岁时“丢”了工作，40岁了却仍然孤身一人(一直未婚)。“谁会爱上一个除了力气什么也没有的男人？”他问记者。
李不愿意多讲那些失败的求职经历，但愿意说其中“最糟糕”的一次：
那一天，李焕祖去见工。“考官”一句话没讲，只是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半分钟，就说“你不适合我们的工作”。李焕祖后来想了好几天，但“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适合一份门卫的工作。后来才被人告知，对方嫌他“长得不够忠厚”。
李焕祖感到很愤怒。“长得不够忠厚是我的错吗？”他问道，“长得忠厚就一定真的忠厚吗？”
不平和敌视
其实，李焕祖对原来所在的单位仍然怀有一种愿望，希望有一天工厂“回心转意”，派人到家里来把他请回去做工。
两年时间，证明了这是个难以实现的“幻想”。从走出厂门那一天开始，工厂便再没理会过他。李心里很不痛快。
他打听到，工厂把他们辞退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招用新人。这使他感到不平。李这样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把我们一脚踢开？就是为了花更少的钱，雇用更便宜的劳动力。外面来的人，工钱可以少给，保险也可以不上，当然比我们便宜嘛。”
对于“外面来的人(外省来穗务工人员)”，李焕祖的态度显然有些敌视，认为“他们把饭碗都抢了去”，才使像他这样的本地人求职会如此艰难。
对于他的这个说法，记者认为分析过于简单。这激怒了李焕祖：“你到底站在哪一边说话？”他看了看记者，突然恍然大悟似的说，“我忘记了，你是说普通话的。”
李焕祖有一个建议：用人单位招工，按年龄、性别划定一定的比例，他认为“这样就比较公平了”。记者又一次评价这个建议过于简单，李未争辩。之后的十多分钟里，他不再理会记者。
本来，事先记者曾与李焕祖约好到他家去看看。可下了公共汽车，他却改变了主意，拒绝了记者。理由是：“一个人住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第二天下午，记者再一次来到与李焕祖相遇的那个劳动力市场。
墙上那块为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的大屏幕前，坐着许多人，神态各异。李焕祖也在其中，但他躺在一排椅子上睡着了。
屏幕上，一行一行的就业岗位信息滚动着，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没有人注意这个躺在椅子上的落寞的中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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