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 杨曾宪

　　编者按：改革，时代敏感的话题。当今的中国，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以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改革来为自己注入无限的活力。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考改革也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着，取得了斐然的成就。高考改革这类话题同样是敏感的，每个人对它思考和见解都不尽相同。下面，我们刊登一篇文章，观点见仁见智，仅供参考。

　　高考改革并非教育界少数考试专家的事。高考既是中小学教学的总结，又是起着导向作用的指挥棒。中小学学什么，高考考什么；而高考考什么，又最终决定着中小学学什么。高考的这种导向功能，使它在整个教育改革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教育改革的成败，又是关系到国民人格素质养成，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繁荣昌盛的大事。因为中小学阶段，既是人生可塑性最大的阶段，也是被动受教育的阶段，学生一般缺少选择教育塑造自我的主动性。一旦错过这个阶段，人的素质构成缺憾便是难以弥补或修正的。眼下，关于诺贝尔奖的叹息，关于当代缺少学术大师的焦虑，关于中国许多文科教授包括著名教授不讲逻辑、不会写文章、发言跑题的悲哀(详论参见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拙文：《只是“鞋”上去了》2002年2月20日；《有感于大师不跑题》2001年7月31日。这里再补充教育专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两个例子：一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二是大谈“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似乎要倡导“全面追求升学率”：前者概念混乱，后者修辞有误)，以及关于社会公德失范、文明无序的忧虑等等，无不与中小学教育失误、与高考指挥棒偏颇有关。1960年代，笔者高一时读到教育家敢峰的文章对此已有所觉悟，但已嫌迟矣；谁知到了1980—90年代，自己眼看着下一代又重蹈覆辙，浪费了宝贵青春年华，换来一大堆无用的应试知识，却仍只能压抑住自己的愤慨，让孩子拼命挤进高考应试的“列车”。正基于此，笔者对高考改革非常支持，期望借此加快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但近读一些权威人士关于高考改革的言论，却又非常担忧，为避免高考改革步入更大误区，这里简单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几点思考，欢迎专家批评。

　　一

　　据权威人士称，今后高考的“大趋势”是要逐步用多次、多卷考试取代目前的全国统一高考形式，使学生“有机会选择自己的最好成绩”，改变“万人一卷”、“众口难调”的局面；同时，要将“综合评价”列入招生评价体系，考分不再是惟一标准等等。对这些说法，我深感诧异忧虑。诧异的是，“专家”们至今搞不清高考的性质及其弊端所在；忧虑的是，高考改革可能会愈加挫伤中学师生的教学热情，使高考的负面效应愈加凸现出来。我们的高考，是选拔考试，而选拔就意味着淘汰。像

　　还有所谓多卷制改革。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上海、北京不能与全国同卷？中国虽大，但基础课内容总是一样的，既如此，怎么会因为考试人数众多，就出来一个“众口难调”问题呢？假若这理由成立的话，是否中国人也需要有自己的托福卷子呢？高考，是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需要的就是权威性、统一性，根本不需要满足“众口”，而恰恰要用高考指挥棒统一“众口”，并督促各地提高教学水平。一旦多卷，高考就丧失其指挥棒的功能。依笔者狭隘之心猜度，这多卷的惟一好处就是能掩饰

　　二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高考改革要把握正确方向，关键是要认清目前高考的弊端所在。依拙见，这种弊端主要表现在高考的内容、考题设置上，而非高考形式上。高考的激烈竞争，对于考生并非全是坏事。市场经济中，竞争原本就处处存在。让学生通过高考，提前适应并获得在竞争中生存的能力，这是件好事。眼下，高考之所以对考生及其家长变成一道生存攸关的门坎，以笔者的体会，家长们并不是简单地为学生的前途着想，而更是为学生的生存能力焦虑：中学生为应试而学而背的众多知识，一旦考完，便即刻作废，既没有内化为自身素质，更不能转化为生存能力与技能。高中毕业生不会写公文、不会记账、不懂公关礼仪，甚至不能自己出远门、不能打理自己的生活，几乎“废人”一个——这只要看看高校新生状况就知道了。因此，对很多家长来说，让孩子进大学，只是为了延长其踏入社会的时间而已。中小学教育的失误甚至失败就体现于此。

　　这里不能不涉及所谓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问题。目前的中小学的教育与学生的素质脱节，这已是共识，但却与应试无关。提出这样的口号，等于一面认定考试不能测评和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另一面又承认中小学教学内容原本就与素质无关，于是，便出现种种弱化考试或用增加音体美教学来体现“转轨”的怪现象。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的人为对立，不仅是逻辑的混乱，更是对教育或考试功能的片面理解。教育的首位功能，就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而现代社会检验人的全面素质的重要手段，就是考试。无论是大企业的招聘考试还是公务员的资格考试，都以综合素质测评为主要内容。尽管由于人的品格品质具有隐蔽性或伪饰性特点，仅靠书面考试是难以全面把握的，但就文化素质包括心理素质而言，书面考试是绝对可以测评的。一些考生因紧张而发生粗心误答等问题，便都是心理素质不过硬的表现。中国的科举制曾为巩固封建王朝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举者总是少数，但落榜秀才毕竟人人都会写文章、个个能承传孔孟之道，他们对儒家社会都是有用之才。如果我们的高考也能如此，即便落榜生也都能直接踏入社会，具有自我生存发展能力，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合格人才，那所谓高考竞争的残酷性就会大大削弱。因此，今天的高考应试教育无助于提高学生素质，症结只在高考内容与考题形式设置上，而与高考制度、与高考竞争本身无关。遗憾的是，高考专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三

　　当然，高考内容、考题形式的改革，涉及整个中小学教育大纲的改革。但调整高考指挥棒的价值取向，对促进中小学教改有立竿见影之效；只要高考大纲改革了，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改革就会跟了上来。那么，如何调整改革高考的价值取向呢？我认为，关键就要重新定位和明确高考的性质与功能：高考不应是为大学选拔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语言学家而设的资格考试，而应是检验考生基本文化素质的能力测试。这种素质，既可为考生进大学深造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又能为考生踏入社会储备基本技能。根据这一目标，目前中小学教学内容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大调整。我认为，语文文法句法分析类的科学化内容要果断砍去4/5，数理化教学的深度和难度则要削减2/5甚至更多。在由此腾出的教学时间中，要将课堂教学重点放到促使知识向素质品格和能力的转化上。知识本身不是素质不是品格不是能力，但人类的众多素质、品格和能力都要以知识为载体(人的价值本质构成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德智体”概念。详见拙著《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里转化的重点有两个方向，一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一是掌握基本的方法和技能。

　　相对说来，价值观的养成要放到首位。因为成才固然重要，成为一个好人坏人更重要。少年弑母的恶性案件屡屡发生，是当代教育的奇耻大辱；所谓“5—2=0”的托词，更是对今日教育无能的自嘲。而诸多价值观的养成并不能靠专门的思想品德课完成，需要渗透在所有知识教学中，包括数理化的教学中(如培养科学精神)。这之中，语文课地位尤其重要，我甚至认为，应取消思想道德课，以防止语文课推卸其品德品质教育的任务。语文课的主要功能，一是“成人”：让学生学会做人；一是“成才”：让学生学会作文。封建时代教育可以做到这两点，今天的教育就更应该做到。敢峰先生40年前对小学课文毫无价值信息量的观点，至今有效。因此，我主张中小学生应背诵百篇诗词，百篇名文。从小学第一课开始，就学习背诵，学习识字，到中学阶段再反刍思考领悟做人道理作文规律，直至高三。高考就考其背功，考其体会，考其活用的水平。其它的语文时间，让学生阅读经典名著，获得人文精神滋养。这样的十年语文教育，便成为百年的育人教育。仅次于价值观的是方法论：掌握了各科学习方法，学生就踏上了终生进修的阶梯；掌握了基本逻辑方法，学生就有了一双明辨情理眼睛；掌握了问卷调查方法，学生就具有了社会工作的常规武器，如此等等。这将是一种双赢的目标：大学生，不必再学大学语文、礼仪规范，不再重复学外语，不必为论文写作发愁，如此等等，这样集中精力学习专业理论课，可以更快更扎实地出高等人才。落榜生，则可直接进入人才或劳动力市场，经短期培训即可上岗，发挥作用，成为中等人才。

　　至于如何具体调整教学内容与高考的价值取向，是需专题研究的大课题。这里简单谈一下我的设想：譬如数理化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方法论和逻辑思维原则，具有基本的应用能力。相应地，数学考试，应是日常数学工具应用的大拼盘：从股票盈利测算到企业盈亏判断等等。这样的考试同样可以有难度，甚至可以比一般解题更难，但所应用的数学知识未必难。譬如语文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掌握基本的语言工具，具有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能力。相应地，语文考试，则应全是名篇默写和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从民事诉状到工作总结等等。近年来的高考作文命题方式不能再重复出现了，因为它继续误导学生去拼命背诵套用各种范文，结果，除少数作文天才外，必将造成大多数学生华而不实的文风，使其终生不会写文章。高考中的阅读分析题也要砍去，用读后感取代。笔者的《鲁迅不能离我们远去》一文，2001年曾有幸进入北京某区的模拟试卷，但面对设定题目，我却一片茫然。这种“高明”的试题，只是为考试而设定的，毫无精神或实用价值。外语教学和考试则应强化，强化到中学毕业外语能过应用关。显然，以上这些能力测试，都是完全可以通过书面考试检验并促进教学的，这种促进的结果，就是向全面的素质教育转轨！至于某些数理化天才，可以通过业余“奥校”给他们开小灶，通过“奥赛”直接输入大学深造；至于那些少年才子，则可以通过作文比赛使其脱颖而出，供高校直接选拔。但这种优选，必须人数极少，否则，便成为课外的另一种应试教育了。

　　作者简介：杨曾宪，1948年生，1967年高中毕业，现在青岛社科院工作。1978年起发表论文，著述百余万字，涉及哲学、美学、文学、伦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兼写杂文、随笔。现为研究员，山东省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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