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有些学生为明天的早餐发愁，有些学生为了大学学费和父母打官司的时候，却有一些学生依靠自己掌握的专业技能，将知识转化为财富，通过自立打造贵族生活，成为校园里的“金领”阶层。

　　最多一个月赚3万元的校园“另类”

　　为了登上“新东方”的讲台，现在中国政法大学读逻辑学专业研究生的小娜通过了四场试讲。迈过这个“坎”对小娜来说意味着月薪最低也有5000多元。后来，随着钱包的日益鼓胀，她过上了其他同学望尘莫及的“贵族”生活。小娜已经几个假期没有回过老家，她说，除了诱人的高薪外，她也着迷于同他人分享知识的感觉。

　　“我是学校的另类。”小娜说这番话时表情里有一种得意的味道。2003年1月16日下午，在北京市学院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间宿舍里，记者面前的小娜打扮得很随意，黑色的紧身上衣，水洗布的休闲裤子，烫过的头发倒是精心修饰过。小娜示意记者在她附近坐下，因为她最近感冒，再加上抽烟的缘故，所以嗓子不太好。

　　小娜虽然在别人面前仍称自己是“穷学生”，但她却有着每月高时3万元、低则5000元人民币的收入。这样的收入不仅让她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甚至也会让一些外企白领刮目。没有人怀疑，现在正在念中国政法大学逻辑学研究生的小娜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

　　小娜的高收入是因为她在北京著名的新东方学校当兼职英语教师，为此她已经几个假期没回过在哈尔滨的家了。今年她还是选择了在北京过属于自己的春节。寒假里，她要在“新东方”辅导高中生的高考英语，一天上10个小时的课。“这意味着我又要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小娜很健谈。她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根铅笔，像指挥家挥舞的指挥棒。小娜告诉《法律与生活》半月刊的记者，正因为她自己在“新东方”学习GRE时，一起学习的同学都说她的侃风像“新东方”一位很有名的英语老师，所以她才想自己也在“新东方”教英语。

　　“优秀是一种习惯，我自己走过的20多年人生历程证明这句话是对的。”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小娜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实习。暂住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她每天挤公共汽车到实习单位上班。小娜说，那种感觉她永远难忘。“我只在那家公司实习了四天，就不去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挤公共汽车去上班。”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一直挥舞铅笔的手臂停了一下。

　　小娜之所以当初选择在“新东方”教英语，无非是看中了它高昂的收入。她想在两三年内赚上一笔钱，然后拿着这笔钱到美国读法律。

　　如今，小娜的收入不仅可以支付她的学费，而且使她比其他同学更早地过上了“小资”生活。她的生活方式是每个月都把钱花个精光，然后再去赚下个月的钱。她不像其他同学花几元钱租影碟在电脑上欣赏，她可以拿出几十元甚至上百元去看电影《英雄》的首映式、体味话剧的高雅、演唱会的激情。她也可以在一天的时间里花1300元钱买一套兰蔻化妆品。小娜告诉记者她喜欢欣赏，买书和时装都是她的爱好。她的衣柜里上千元的衣服有好几件。“说实在的，钱对我的意义不大。”除了自己花销外，她还负责妹妹在北京念书的一些花销。“不是夸口，就是我父母，我现在都可以养他们。”小娜说，家里很殷实的她从小就没缺过钱花，现在赚钱是因为这是她能力的一种体现。

　　作为即将毕业的学生，她并不像班上的其他同学正在应聘和面试之间奔走。在同学赶场似地参加一场场招聘会的时候，她却在和朋友滑雪。

　　小娜的生活在她的同学中，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贵族”了。对于和同学间过于明显的反差，小娜觉得花自己赚的钱，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

　　小娜的父母也知道她现在的生活。除了告诫她要注意身体外，父母没有干预过她的事情。

　　有着高额打工收入的小娜并不赞成现在的大学生外出打工。她认为除非家境的确太困难，你可以勤工助学。如果只是想体验，就大可不必。“大学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应该好好珍惜时光，毕业后再体验社会丝毫不迟。”

　　在即将结束谈话时，小娜说，她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但还是不希望让自己显得过于张扬，所以希望记者不要用她的真实姓名。

　　花6000元和女朋友去香格里拉

　　一心想从事记者职业的兰州大学新闻系学生张垠选择了来媒体发达的北京实习。通过实习，张垠不仅验证了自己的能力，还有了不菲的收入。2002年暑假，他用实习得到的稿费，和女朋友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香格里拉。

　　2003年1月15日，记者在公主坟附近的麦当劳里见到了一身休闲装的张垠(化名)。张垠低沉且有点沙哑的嗓音和他年轻的外表似乎不太相配。刚一坐好，他就向记者展示了刚换的三星彩屏手机。记者知道这款手机的市面价格是4000多元。

　　就读于兰州大学新闻系的张垠现在北京一家新闻媒体实习。如今他的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由于他实习表现优秀，所以做节目的机会比较多。今年过年，张垠说他准备不回家了，趁着假期，他打算再多赚点钱。

　　身为独子的张垠家境还不错。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张垠还主要靠父母来供养。大三以后，他就开始靠稿费养活自己了。

　　由于专业的原因，张垠可以较多地参加社会实践，有比较充裕的实习时间。“自己赚的钱，花起来比较舒心。”其他同学不常买得起的杂志和书，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跟同学分享。他也在同学中最早买上了笔记本电脑和最新款的手机。

　　“我赚了钱除了给自己买点东西外，最想做的就是跟朋友分享，经常跟同学去'泡吧'，我几乎请过班里所有的同学吃饭！”他很开心地笑着说。与朋友一道吃饭，拒绝朋友掏钱的惟一理由，是张垠的一句反问：“你有我挣得多吗？”

　　当然，最让他得意的还是2002年暑假，赚了一笔钱以后的张垠和女朋友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云南省香格里拉旅游，虽然两个人的花费超过了6000元，但他觉得很值得。

　　“我现在赚多少花多少钱没什么顾虑，是因为我有充足的自信，我有能力在以后赚到更多的钱。”说这话的时候，张垠似乎有一种做新闻记者的理性。

　　不像其他学生，张垠很反感称自己为穷学生。“我现在不应该用'穷'来形容吧？”

　　实习打工赚来的钱在张垠看来似乎算不了什么，他说他有不少同学都有这种赚钱的机会，只是根据能力和机遇的不同每个人的经历不尽相同。

　　但是相比起赚钱，张垠说他更看重的还是这些亲身体验的机会，“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宝贵的经验是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东西，对新闻学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说，在保证学校学习的前提下，多一点实践的经验，早一点的融入社会，无论对将来找工作还是对自己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

　　花自己挣的钱很快乐

　　曾经想白手创业的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网络专业的学生郭健在理想与现实中，还是选择了后者。如今，他一面在学校实验室里做课题，一面利用所学技能从网络公司里拉项目做。郭健可以在两个月的课余时间里挣16000元，也可以在假期疯玩一番。在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中，郭健说他是在用知识创造财富和点燃激情。

　　2003年1月17日，冬日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北京邮电大学校园里的一个长椅上，郭健对《法律与生活》半月刊的记者说，他刚做完了一个网络方面的小项目，赚了16000元，当然他用尽了将近两个月的课余时间。

　　由于在学校实验室很难有商业性的开发项目，郭健都是通过学校BBS提供的兼职帖子去寻找打工机会的。假期里，他会到一些IT业的小公司里做半职。除了可以有一定的收入外，郭健更看重的是在这类公司里培养在学校无法学到的技术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协作能力。

　　郭健说，他们学校的老师也鼓励他们多到中关村的IT小公司里看看。在毕业求职中，很多公司更看重一个人的实际动手能力。

　　对于曾掀起的大学生创业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郭健感到自己与社会的接触太少，创业需要多方面的资讯，虽然自己对于技术、学术方面的资讯了解不少，但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却寥寥无几。“没有经验的积累，创业实际上是独木难行。我觉得到公司里从基础学起更为现实。”

　　挣钱花钱对于郭健而言只是生活中的一种态度。在课余时间里，找到既能发挥自己才能又可以挣到钱的一份工作，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这是对能力的挑战，是紧张也是刺激。工作之后获取报酬，把钱花在自己最喜欢的兴趣爱好上，这是紧张过后的放松，是为下一次拼搏积蓄能量。“在这样一张一弛中，我是在体味生活，享受生活。这样，我感到有活力。”他说。

　　如今，“大学生'卖身'求学”、“大学生讨要学费状告生父”类似题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报道中。媒体也展示了许多贫困大学生和其父母为高昂学费历经的血泪故事。然而《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在有些学生为明天的早餐发愁，有些学生为了大学学费和父母打官司的时候，却有一些学生依靠自己掌握的专业技能，将知识转化为财富，通过自立打造自己的贵族生活，成为校园里的“金领”阶层。他们中不乏家境殷实，但却不想花父母钱的人。

　　“校园金领”虽然仍是少数派，但这一阶层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多。不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着迷于尼采、萨特的西方学派，整天呆在图书馆、实验室加重自己的眼镜厚度。当今的大学生更像“实利主义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提倡自立、主张消费、享受生活。炒股、开小店、编书写书、软件开发、创意设计，最近几年很多学生不仅仅通过做家教挣辛苦钱了，打工挣外块的形式越来越多样、目的也越来越明确。

　　对此，在大学教书的王百娣女士说，现在社会上具有高学历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很多。在时代的挑战下，大学生们每个人都设定了自己的发展轨迹。社会环境的开放也为大学生走向自立提供了客观条件。利用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挣钱丰富自己的生活，满足物欲的同时又有精神的享受。当然这也要看个人素质，要把握好一定的度，不能荒废自己的学业。

　　在国外，上大学后，大多数学生都是自己打工挣钱解决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在北京语言大学来自美国的留学生保说，美国学生的自立意识都很强，他在中国所有的开销都是他自己在美国打工挣的：“如果你花自己挣的钱，你怎么花都快乐。”(本刊记者 赵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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