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唐宁

　　视点导读

　　随着数码摄像机的普及，自己动手拍DV的热潮正在年轻人中涌现。在刚刚结束的香港凤凰卫视中华青年影像大展全年奖颁奖典礼上，在300多部作品对7个奖项的角逐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三年级学生张蒙舟拍摄的纪录片《这就是生活》获得了最具发现奖。这部纪录片此前还获得了北京电影学院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亚洲华语地区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最佳摄影奖。

　　DV是英语DIGITAL VIDEO(数码摄录机)的英文缩写。可小张觉得“D”不仅代表了“digital”数码技术，而且在深层意义上代表着“DIY”(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

　　张蒙舟：拍DV记录人生

　　张蒙舟参赛的《这就是生活》，记录了一位法国青年Eric在上海找工作的经历。Eric失业后生活变得艰难起来，情绪也有些低落。作为朋友的小张对此深有感慨，决定把Eric的这段曲折经历用镜头记录下来。

　　张蒙舟的灵感和冲动源于自身的生活体验，在考取上大之前，他经历过高考失利、落榜复读的痛苦磨难，一年中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在反思中自学，这对他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他看到朋友经历磨难便感同身受。

　　但是，当他拿出摄像机时，却遭到了拒绝。Eric伸手挡住镜头说：“这是我的私生活”，现在的片子还保留了这个画面。小张没有气馁，还是像往常那样与Eric经常见面，一起吃饭，打桌球，泡吧聊天。最终他说服了Eric，在不进行任何摆布、不影响他行动的前提下进行拍摄。所以，全片没有一个Eric正儿八经地坐在镜头前接受访谈的画面，看上去很生活、自然，作者只是在发现和记录，而不是摆姿势的导演。

　　小张使用的数码摄像机价格不到1万元，而整个后期制作过程，也是在家中安装了编辑卡的计算机上剪辑而成的。他说，学生拍DV，无需顾忌自己拍摄的东西是否“像样”，因为拍摄目的是学习，是关注生活，而不是去赢得观众。当我们拿着手掌型的摄像机在街上走时也不会有人来注意、打扰，可以尽心地去摄录。

　　凤凰卫视“新世代”栏目播出的DV短片以“作者”冠名节目的制作者，而不是编导、导演。张蒙舟说：“我思索过这样的问题，为何天下有那么多文章可没有那么多影视作品，是否当作家比做导演容易呢？后来发现其实还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写文章只要一支笔和一张纸就可以了，而传统拍片子需要先进的技术和足够的资金。现在DV让平民作者免去了技术和大资金这两道关，拍DV就像写文章那样简单，‘作者’也就应运而生了。”

　　张蒙舟说：“拍摄DV是艰苦又有趣的，首先你得真正喜欢这件事，而不仅把它当成一个作业来做。拍摄过程会碰到不少困难，比如你的对象不愿合作，找不到理想的场景、情节，等等，无论如何，你也不能放弃。为了达到自然、真实的效果，我们不能过多使用摆拍的办法，而要抓住最自然的瞬间，这对拍摄者的观察力和恒心都是磨炼。在片子的编辑过程中还要学习、研究很多技术问题，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比较复杂的过程。为此，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方虹先生，他给了我很多有益的教诲和实际的帮助。”

　　方虹老师：比赛和播出刺激拍摄

　　张蒙舟的指导老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系副教授方虹，曾是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执行导演，还拍摄了十多部电视剧和一些纪录片，又去新加坡广播电视机构工作过一年，这样独特的专业背景在综合性高校的艺术教师中并不多见。方老师家有数千部影视碟片，他经常邀请学生去家中“读”碟，他说，这和文学专业的学生看书读名著是一样的。

　　方老师在授课中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原由，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自己拿机器进行拍摄，并进行编辑与后期制作，以此作为从文学思维转到影像思维的路径。但是，他承认“真正有悟性、最后能在行业中冒尖的学生，仍属凤毛麟角。高校本科艺术教育也只是给学生打一个宽泛的人文素质基础。”

　　方虹老师介绍说，DV拍摄有虚构和非虚构两类，虚构类作品就像情节剧，由演员在规定场景中表演故事，需要一定的投资，学生不易做到。所以目前大量的DV作品都是非虚构的纪录片，学生在真实接触社会中记录生活，表现对生活的感悟，使DV的长处得到充分的发挥。事实上，纪录片并不是简单地记录，它也需要制作者有自己的想法，有取舍，也要吸收戏剧化的表现手法，这一点和剧情创造有相似之处，也可作为以后虚构类的DV作品的前期锻炼和素材积累。

　　方老师说，传统的艺术编导教育偏重文学，而现代教育应该重视影视艺术本身的声画特点。随着科技进步与经济条件的改善，学生“人手一机”已不是困难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动手拍摄制作，对了解和掌握影视艺术及制作过程是大有益处的。

　　方虹老师曾担任过DV比赛的评委，他说，目前DV热主要在香港、台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关学校与影视传媒有关专业的学生中流行，经过凤凰卫视和上视纪实频道的播放，在观众中也具有一定影响。DV比赛随之而来，如香港浸会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主办了首届亚洲华语地区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今年秋天将在上海举行第二届比赛。除了香港四所大学，台湾国立艺术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南艺术学院等也踊跃参加，北京、上海、四川等开设影视编导和艺术专业的高校也都介入，而作品的来源必须是这些高校相关院系的在校生。去年的华语大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有公开的展映，20多名评委在影院观片打分，然后投票。得奖的学生有奖金，还会被邀请去香港浸会大学作交流。

　　他说，目前各地城市中沙龙性质的DV影展也不少，前不久在上海新天地ARK酒吧举办过“京沪DV青年独立影展”，数月前台湾也举办过“南方影展”。而凤凰卫视的中华青年影像大展也是一年一度，参赛者相对宽泛。这些赛事活动对学生DV热也起到不少推波助澜的作用。方老师看过一些影展的片子，他的评价是，总体上还比较幼稚，不过有艺术专业训练基础的学生拍出的片子水准相对高一些。比如那次在新天地放映的DV作品，张蒙舟的《这就是生活》，明显地就比其他一些作品好很多。

　　方虹也指出，参赛和播出对学生很具诱惑，因此必须注意避免给学生DV运动带上功利色彩。因为要考虑参赛、拿奖和播出，他们在选材和拍摄方法上就有了框框，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学生的创造力。

　　DV运动：不仅属于学生和艺术家

　　如今，在国际上有一种叫“one crew”(一个成员)的说法，即个人电影或个人纪录片，也就是集制片、编剧、导演、摄像为一人的个人DV作品。在中国，学生DV运动最新锐的群族源于北京，独立电影人吴文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热爱纪录片，最初是用电影胶片拍摄。1997年他发现数码摄像机时，欣喜若狂，随后开始脱离“若干人为电影一起吃喝”的轨道，一个人带着DV机随心所欲地做“影像日记”，拍摄出《流浪北京》、《四海为家》、《江湖》等深具影响的DV作品。他的专著《镜头像自己的眼睛一样》还记录了部分“漂”在北京的DV族的作品及生活。他说：“感谢DV救了我。”

　　与此同时，四川、杭州等地也出现了学生DV热。浙江传媒学院和中国美院部分老师和学生都对DV作品很感兴趣，构成了杭州DV部群。还有个名为“淘米社”的民间社团，成员有自由作家、音乐人、画家、广告公司职员，他们曾在杭州的几家咖啡馆和高校展出过自己拍摄的实验短片；最近又在策划拍摄一部新的DV作品，叫做《为了这次聚会》。杭州的媒体以及广告、电脑从业人员也出现一些DV玩家，他们三五成群，合作拍摄。因为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作品有较成熟的镜头语言。部分独立制片者还从报刊杂志上取材，拍摄有情节的片子。通常这样的摄制组有10名左右的成员，编导演都属于非专业人士，聚在一起全凭对DV的热情和新鲜感觉。

　　DV是一项年轻的艺术运动，但她不仅仅属于新潮的青年学生和艺术家，也属于普通大众。近日，香港一名家庭主妇拍摄了一部《屯门睡的文化》，连夺了“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公开组优异奖和最佳纪录短片两项殊荣。片子内容是来回屯门(郊区)与市区的公车上睡觉的乘客。因为她发现早出晚归的乘客在车上都争取时间睡觉，于是有感而发，借着屯门人的生活文化，赞扬他们牺牲家庭之乐和休息时间换取屯门今天的繁荣。这独特眼光令其作品焕发出人文光彩，可与任何寻求艺术性的录像作品并列，也说明任何阶层的市民都可能潜藏着令人惊喜的灵感。

　　DV的平民化决定了其在拍摄时追求低成本至上的原则，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则更需要创作者、参与者对这项活动的热爱和支持。所以DV拍摄更像是一次朋友的聚会，一次考验友情默契程度的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DV着生活。

　　随着DV运动的普及和深入，相信更多的DV作者会参与进来，不仅记录生活，也将记录历史。而评论家们断言，DV终将受到与电视机相一致的欢迎，因为无论任何家庭成员，都会对自己的影像感兴趣。所以，DV进入每一个家庭，为人们记录欢笑和喜悦将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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