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石川(安徽大学中文系)

　　王晓明先生在《另一种可能》一文中说：“(讲课时)你一讲有趣的例子，大家都抬起头来，再说两个笑话，气氛就更加活跃，可你一旦进入抽象的分析，对不起，许多眼神很快就黯淡下去，逼得你赶紧去搜索新的趣事……不少大学的课堂，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场故事会，对有趣的细节的渲染，逐渐取代细致紧张、步步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占据授课的中心位

置。”如鱼在水，冷暖自知，王晓明所描述的情形，相信在象牙塔执教过的老师都会深有感触的。我们经常目睹这样的场景：老师在台上口干舌躁，而学生或者酣然入眠，或者谈笑风生，或者津津有味地听随身听，或者心无旁骛地看闲书……更有些学生残酷地称呼中文系的老教授为“古董”或“老学究”，一位老先生曾向我叹道：“现在的大学生真难教！现在的大学教师真难当！”

　　大学课堂难道成了老师们的伤心地了吗？难道只有侃侃明星的花边新闻，聊聊名人的边角猛料，说说稀奇古怪的趣事，骂骂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才能抓住学生的眼球？难道老师只有华山一条路像明星一样拥有说学逗唱嬉笑怒骂的本领才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果真这样，老师岂不成了说书人或艺人。老师牢骚满腹，埋怨学生难伺候，学生这边也颇有微词：“讲得味同嚼蜡，真没劲！”“听某某讲课，不如回家看书！”师生各执一词，如此说来，我们的大学教育莫非真的出了问题？

　　这种借鉴明星和说书人表演来单纯追求课堂气氛的授课，因其轻松简便和学生容易青睐，我姑且称之为“快餐教学法”。“快餐教学法”当然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一味靠搞笑和表演来提升学生的听课激情，不免陷入了哗众取宠的泥淖中和舍本逐末的怪圈里，以致走入讲课靠搞笑、不搞笑不听课的恶性循环，这不啻于饮鸩止渴。当珍贵的教学时间在搞笑中弹指一挥，学生没能学到该学的专业知识，岂不可惜？！而老师的专业知识没有被派上用场，多年的学养竟换位于取悦学生，岂不悲哉？！

　　当年，梁启超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时，据说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听课的也深受感染。如此声情并茂、手脚并施，学生当然会满怀兴趣地听讲。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记忆力非凡，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讲课时旁征博引，运用自如。有时偶尔顿住，用手敲一敲光秃秃的脑袋，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学生因此叹为观止。与梁启超的表演相比，陈寅恪先生的讲课则平实得多。在授课过程中，尽管总是平铺直叙，但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放过；每当他讲课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因为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课常有人听上好几遍，仍会有新鲜感。即便是《武则天与佛教》这样极易使人联想到“宫闱秘事”的讲题，他也讲得严肃而严谨。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的话。如此讲课，学生能获益匪浅，自然会聚精会神。

　　从大师讲课的例子可以看出，老师能否受学生接纳乃至欢迎，与是否具有表演才能关系不大，关键在于能否拿出真东西，能否有使学生信服而受到教益的本领。当然，老师如果口若悬河、身体语言充沛，无疑对增加个人魅力和使课堂生气盎然大有裨益。而口才与表演能力皆属一般的老师，因其坚持一字一板、按部就班的传统授课方式，也许课堂上不无沉闷寡味，但如果确实腹笥丰盈也能赢得学生的服膺。

　　讲故事、说段子当然不是提高学生听课积极性的不二法门。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将专业知识的艰涩难懂尽可能化解为简单平易，把枯燥乏味的内容换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就使学生不仅不至于兴趣索然，反而被撩拨得兴致盎然。当然，还可以采用增加师生互动，譬如采取专题讨论的方式。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主任库拉基访问中国后也曾指出：“中国仍然采用以讲课为主的教学方法，学术环境仍以授课和背书为主，没有多少讨论。这方面变化不大。”他所指陈的诟病在大学讲课中堪称由来已久，因此在讲课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多直接交流，这样就能拓宽学生的思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无须通过搞笑的方式即可达到使学生专心听课的目的。也许，关于大学老师如何讲课业内人士见仁见智，但无论怎么倡导无论怎么改革，首要的一点应该承认和遵循，讲课的目的是能够使自己的知识得以传授给学生，不能使课堂流于浮华、轻薄和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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