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叫校花--关于校花的记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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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05/22 14:41 南方都市报 | |||
采写:本报记者蒯威 舒婷的《致橡树》写到: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其实,女人以花的姿态傲然于世又有什么不好呢?做带刺的玫瑰、或者富贵的牡丹、或者含蓄的木棉,或者————统而概之,做校花吧! 记忆里有很多关于校花的影影绰绰。若果缺少关于校花的回忆,我们的生命就必定缺少对时光逝去感到遗憾的时刻。 做一个有高度的女生 采访对象:郑莹莹,广西人,16岁,东山区某省一级学校初三学生,从小学起即被称为校花。现在一边参加选美比赛,一边积极复习迎接中考。 郑莹莹个儿出奇地高,她说:“我需要绿叶来呵护,不要太多,只要一片。”我笑起来,她的嘴唇则轻轻一翘:“花儿歌唱,绿叶在我的身下,仰视我!”我吓一跳。刚才以为她唇角的绒毛像花骨朵上的丝丝纤维,愣愣神,原来只是错觉。 我爸我妈都是部队里的篮球运动员,因为他们的转业,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转到东山区的一所C类小学。那时我11岁,长到了1米65。在那个班,因为所有的人看我的眼光都是怪怪的,我的感觉怪怪的。后来仅有的一个同班朋友告诉我,我的到来对班上的某些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首先是我成了第一高度,甚至连一些体育生都被我比下去了,觉得很窝囊;后来在班主任张老师的安排下,我当了班上的宣传委员,因而又得罪了人;最后是我的成绩很好,一个插班生,有很高的个子,很引人注目,可是,居然成绩又很好!———我现在的朋友圈中基本上没有五年级、六年级的同学,但是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远离我。 六年级的男生开始把我叫做“校花”,这大约是生活中不多的亮点之一。胆大的男生不断以各种办法在我们班门口出现。起初,是零星的几个人在窗子旁边聚着,或者是好奇地张望,或者是隐讳地议论。很快,不时有搬着一大沓作业本的男生,在经过我们班门口准备上楼时硬生生地摔倒,身体随本子稀里哗啦地砸进教室。在确信这些残酷的表演是因为我而让班门口的楼道成为高危地带时,我就想,倘若我不在教室里,他们会多么失望啊!有一次,一个男生在门口叫我的名字,说是少先大队召集宣传委员开会。我刚走出教室,他的脸刷地一下红到脖根。我抗议:“怎么不去办公室呢?”他的额头亮晶晶,告诉我:“我们在打赌,我告诉他们我认识校花。”他甚至连谢谢都没说,只是把手一扬,就一阵风似的窜上楼。我抬头去看他指着的方向,在对面高一层的走道上,一大帮男生在很兴奋地叫和笑。阳光在我们那幢四合院式的教学大楼里张扬地跳跃,我倏地觉得激动,索性惬意地倚在楼道栏杆上,隔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灿烂向他们招手。 旁白:郑莹莹告诉我,那一日的阳光,那一日六年级男生各色的笑,成为她小学混沌记忆里很煊赫的回忆。从那时候起,她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没错,我是校花。 初中生活要快乐得多。当高挑出众不再招来惶恐和嫉妒时,我自然很快成为学校里的风景。越来越多的男生开始主动接近我,而不是像六年级的男生那样扭扭捏捏。我的打篮球的爸爸妈妈很敏感。妈妈说你要做一个有高度的女生,爸爸则说要像你妈妈一样矜持。我不明白有高度的女生应该怎样,也不清楚妈妈曾经是怎样的矜持,但是我想,他们一定是希望我做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校花。我想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继续拔高,很快就过了1米70,算是天天向上了吧;我拒绝了所有的追求,排除杂念,在理科的学习上也保持了校花应有的尊严。 初二的时候,在爸爸妈妈的安排下,我开始参加模特儿培训班,继而参加广州的各类模特儿大赛,有时候还飞北京去参加比赛。同学们很难看到我,一见我老远就打招呼:“回来啦?————咦,走路怎么怪怪的?”我便耐着性子解释:“一字步,猫步,知道吗?”男生们喜欢缠着我问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一次,他们说:“校花,最近得奖了吗?”我说进了“安安杯礼仪大赛”决赛,正作最后准备呢!男生就问:“什么是礼仪大赛?‘安安’是什么?”我笑了:“礼仪大赛就是选美呀,安安呀,是一种纸!”我怕他们打破沙锅问到底,于是忙不迭地跑开。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视上,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也就越发显出羡慕或是景仰的神气。走在校园里,很多给我写过情书的男生开始习惯远远地注视着我。他们敬而远之的微笑让我感到孤独,但是我渐渐明白:要做有高度的女生,必须付出代价。 旁白:《南方都市报》曾以“太平洋上美女如枪”为题报道过一次选美比赛,郑莹莹说当时是初三上学期,她请假参加了比赛。我问是否得了奖,她笑而不答,只是兴冲冲地捧出几大本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格外的鲜亮:扎堆的靓仔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一身黄色泳装的郑莹莹,美丽静谧的太平洋正折射出女人在16岁的年龄里独有的笑靥。 永远当配角是可耻的 采访对象:吴丽,广州人,某师范院校艺术系大四学生,经历了班花、系花、校花的成长历程。因为大学期间拍过相当多的广告,希望毕业后能继续在这个行当发展。 吴丽反复强调,她能够从班花成长为校花,每一步都是自己奋斗来的。首先是系学生会竞选,她的才艺得到认可,一举成为系花;后来因为参加学校的“四星(歌星、舞星、笑星、演奏明星)大赛”,她凭借舞蹈《嫂子颂》彻底征服全校师生,谢幕时即有人高喊“校花吴丽,无限魅力”,从此成为红人。 大二,在系学生会担任外联部部长以后,往校外跑的次数就多起来。虽然美其名曰外联部,其实主要的任务就是出去拉钱。比如系里组织足球联赛,或者是大型的辩论赛,我就代表学生会去找一些企业拉冠名赞助;或者是系学生会的头头脑脑想搞创收、弄点灰色收入,我也亲自出马,请来一些书商在学校的五舍广场练摊。我们向学校借场地是免费的,但书商用了要给我们租钱,空手套白狼,我们系学生会总能赚到一些。当时的系学生会主席经常在开会时夸我,说什么“有了外联部,诸位齐致富;有了吴校花,大家把财发”,算是对我的肯定吧。 美丽是上苍的眷顾,冥冥中的倾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觉得幸运;美丽也容易遭来亵渎,这是人世之为人世的最大不幸,美丽者逃也逃不掉,必须面对。一年夏天,我为系女生艺术节去一家卫生巾厂拉赞助,在那里,我遇上了麻烦。厂子的副厂长要求我们系的所有女生都买一袋他们生产的卫生巾,说什么价钱比批发价还便宜。我觉着是无稽之谈,给你冠名,就是最好的宣传机会,市场的培植完全不应该急功近利。副厂长不满意,一脸的肥肉在颤抖中组合出很怪异的笑,他告诉我:“那就折衷一下。你答应用我们的卫生巾,再免费给我们拍则电视广告,成吗?”他直直地看我,突然隔了办公桌探过头来,含情脉脉地问我,“呵呵,你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子呀?”我当时穿着裙子,感觉冷气一个劲地往身上钻。等到副厂长站起身向我靠过来时,我终于回过神来,下意识地喊了一句:“跑!” 旁白:吴丽说遭遇性骚扰的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哭了很久。第二天,她便辞去了系外联部部长一职。流氓副厂长伤害了她,也点醒了她。让美貌随时间流逝隐没在象牙塔里确实是最大的浪费,吴丽决定走出校门。她说:“这是反逻辑。” 我开始拍广告了。经过一位师兄的牵线,我进了一家顾问公司,成为签约广告模特。公司负责向三教九流的广告摄制组推荐我,我赚到的钱分一部分给公司,大头自己得。 第一次拍的是一则胃药广告,虽然不是女一号,薪酬也只有200块,但导演说了广告要在某卫视的黄金档播出,大家都会红,所以总有一番得意。到了广告出档的那一日,我约了几个好朋友围聚在寝室,一边吃着我买来的零食,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广告伊始,一时髦女郎极尽风骚地走在大街上,画外音响起:××胃药,效果就是好。我登时心如鹿撞————广告片子是剪辑组接的,各人自扫门前雪,所以我当时并未见着女一号————女一号这么烂,广告绝对不入流的了。果不其然,广告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富贵雍容的女郎在身前走过,眼中满是惶惑和惊异。导演为了突出药的功效,在我的脸上涂了一层暗淡的灰。最后,女郎忽然回眸一笑,我的病态形象立时消散,画外音响起:XX胃药,最美疗效。广告完了,没有人做声,朋友同学都很给面子,自顾自地吃花生、嚼口香糖;我嘭地一下换了频道,胡乱往嘴里塞了一大堆辣萝卜,咯嘣咯嘣地咬着。 后来接了一则绿茶的广告,男一号是周星星。我赶到片场时,哗,吓一跳,二十几个女生围着大帅哥,嚷着要签名,结果最后开机时间晚了半小时。根据广告导演要求,周星星坐在第一排女生正中间,后面再站上四排女生;人手一瓶绿茶,对着镜头手舞足蹈叫一句“绿茶还是XX好”,就算大功告成。我本来站在第二排的,一低头就看见周星星的脑窝儿————两个呀,难怪聪明————可是还没来得及得意,导演马上作了调动,把我和第四排中间的一个女生掉了个个儿。我噘着嘴,嘟囔了几下,导演瞅着了,教训我:“谁让人家像莫文蔚?”站在后边,我是怎么闹也闹不起来,还没开拍,我就把绿茶喝掉了一半,接着一不做二不休撕掉了瓶上的包装纸。导演始终没有注意到我的出格,这让我有些意外,也有些失落。片子很快在中央级频道播出来,镜头只给出周星星身后两排花枝招展的女生,我所在的第四排和我身后的第五排被剪得杳无踪迹。 旁白:吴丽正忙着温功课来补足尚未修够的学分。和一般的艺术生一样,吴丽对自己的美貌和智慧充满自信,相信只要坚持就会等到演主角的机会。她告诉我曾读过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其中介绍的一种男权主义观点说“女人仅不过是一个子宫而已”。吴丽说:“我一直想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并且可耻的。” 丰乳肥臀不是唯一 采访对象:刘可菲,广州人,47岁,某银行广东分行副行长,24岁就读北方一所大学的哲学系,从大二起被称为校花。丈夫张先生是高校教授,16岁的孩子正在读高一。 温文尔雅的刘可菲对自己的校花史有所保留。她的丈夫不停地给她打气:“哈哈,没关系啦!你如实说,算是给后生一点经验教训啦!”刘可菲终于表态:“那你一定要从正面来报道呀!” 我是在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读大学的,据说有很多高干子弟,所以感觉校风也非常开放。同系同学中,广东的一共8个,其中女生5个————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在北京的南方人不多,所以特别吃香,才过几个月,其他4个女生全都有男朋友了。我有些诧异,也有些不平,论长相、论年龄,我都有优势;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己的缺点自己知道:我的胸脯太小了,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军用飞机场”,用现在港台的说法就是“微波炉”。当时胸罩的牌子少、数量少,款式更是可怜,加上我还在读书,稍微贵一点的,我也买不起。我成绩一直很好,但因为难言之隐一直得不到大家的重视,心里想当苦恼。 旁白:张先生憋了很久,终于笑出声来:“是吗?不会吧!” 大一下学期,出事了。在校门口,一个男生带着个女生,歇斯底里地笑,然后风也似的扑将过来。我没躲得及,倒地的时候,后脑勺不偏不倚磕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血汩汩地流下来。那个男生把我背到了医院,因为脑震荡和伤口发炎,我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孤独寂寞的日子里,我拼命读书,一方面打发时间,另一方面主要是检查自己的脑袋到底有没有留下后遗症。 我的脑袋没有留下后遗症,因为学过的单词我都记忆犹新;留下后遗症的是我的胸脯。住院期间作周检的时候,透过住院服的衣领口,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自己20多岁了还在发育并且发育得开始茁壮的乳房惊得不知所措。有时医生见我不配合检查,就敲醒我:“怎么了?”我把衣领整好,轻描淡写:“没事儿。” 出院时,大二生活开始了。系里的男生异口同声地叫我“校花”。我的感觉相当坏。一个女生,譬如我吧,本来是兰心蕙质、期待呵护的,却因为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身姿而备受冷落;一个女生,又譬如我,因为医生滥用抗生素成就的丰乳而一举成名————这纯粹是对女人的嘲讽和打击啊。现在有一则广告说“做女人挺好”,我深恶痛绝,看久了心中也生出悲凉。 旁白:刘可菲向我推荐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说这是一本老书了。刘可菲这时候就显出一副领导的样子,开导我:“要重视啊!你写校花,校花们可千万别作玩偶呀!”考虑到她用心良苦,我便实录下她的要求,希望中国的娜拉们多一些。 大学里我没谈过一次恋爱。大二以前是想谈,因为平胸的原因没有男朋友,大二以后是自知自持,所以也没有男朋友。大三时系主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说校花的闲置是系里的最大浪费,又说男方是一个部长的公子,只要谈得来我毕业后留北京、进中央机构没任何问题。我婉拒了,那时都是80年代了,却还搞文革遗风,还要女人牺牲色相,真是让人痛心呀。 毕业后分到广州的银行工作,“校花”也就没人再叫了。 旁白:刘可菲的丈夫张先生在高校教授古代汉语。刘可菲将他的第一封情书保留至今: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是《乐府民歌》中的《上邪》,用小篆抄在白笺上,看来他们的爱情还是蛮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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