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钟书、曹禺和常风的入学情况看，素质也不是绝对的。一所大学，如果只能培养天才没什么出奇，而能把中才以上的人造就成天才，这才是它所应当追求的。

　　作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清华的历史应从1925年算起，因为她在本年才设立了大学部，在清华校史上，本年度入学的新生即为第一级，这里提到的三个清华同学是第五级的，他们是1929年入学，1933年毕业，用习惯的说法就是1933级的学生。这三个学生是钱钟书

、曹禺和常风，他们是清华五级外国语文系的同班同学。

　　这一年入学清华的学生，基本上是1910年出生的，1929年是清华盛年时期，用尚传道当年所写第五级级史中的话说：“正是学校几经狂风暴雨而渐趋于安静发展的时期。将这惊涛骇浪中的学校之舟，撑渡到现在平安的彼岸，固有赖于全校师生的和衷共济，而这其间同学方面主持把舵的人，却大部以我级同学为中坚。至于学生自治会的其它各部份，如周刊社、消费合作社、民众学校等，以及各种学会，也莫不以本级同学为其经营的主要分子。这一点更可显明一九三三级的特色———它包藏着活跃的生命，它有许多杰出的人才。

　　岂但是团结精神，组织能力，足以使我们自慰自豪；我们在学业上的朝惕夕励，虚心好问，也是师长们所素昔称道的。学校设置的几种奖学金，我级同学常得其大部。二十一年翁代校长捐薪奖学，在十二个名额中我级的同学竟占其九。这点便足以证明我级级友学业成绩的一斑了。”

　　清华五级共毕业学生209人，这些学生在各自专业中的地位不好确定，就以社会知名度而言，也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如林庚、吴祖湘、钱钟书、曹禺、乔冠华、王宪钧、周辅成、孙敏棠、王铁崖、赵九章、娄成后、王竹溪、张民觉、常风等等。在清华校史上，一级出现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还是比较特殊的。

　　清华五级的学生，1949年时基本是40岁，正是一个人的盛年时期，也正是他们应当在学术事业上最有成就的时期，但在他们一生中，40岁以后创造性的贡献并不显著。钱钟书、曹禺和常风是同年同系同班的清华同学，虽然各自在学术上的地位不同，但他们却保持了较好的友谊，特别是钱钟书和常风还是同寝室的同学，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杨绛先生还与他有书信往来，他们三人的妻子也同出于清华，只有曹禺的婚姻发生过变化。

　　钱钟书、曹禺和常风是非常有趣的三个清华同班同学，因为他们虽是同班，但他们三人却代表了当时清华新生入学的三个类型。当时清华制度有正式生、备取生和转学生三种。钱钟书是正式生，常风是备取生，曹禺是转学生。对清华何以出人才，最常见的评价是它的学生素质好，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从钱钟书、曹禺和常风的入学情况看，素质也不是绝对的，还是清华的学风好，一所大学，如果只能培养天才并不让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而能把中才以上的人造就成天才，这才是它所应当追求的。钱钟书、曹禺和常风虽然专业都是西洋文学，但他们一生的主要贡献却不在西洋文学研究，而在中国文学研究和创作上，人们总是认为清华是西化的产物，其实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学者是最能将中西文化融合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注意到要本土化的就是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和费孝通他们，较早意识到民主在中国可以实行并进行了很多努力的是罗隆基、王造时和梁实秋他们，这些人同出清华且有留学背景，但他们的根却在中国。

　　钱钟书、曹禺和常风上世纪50年代初不过40岁年纪，但他们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却都是在这以前做出的，最能显示钱钟书才华和个性的不是他晚年的作品，而是他早年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曹禺最好的剧作都完成于40岁以前，作为文学评论家，最能代表常风先生学术研究的，也是他在40岁以前所写的两本文学评论集《弃馀集》、《窥天集》，作为一般现象观察，清华人文学者当中，可能都有类似于这三个同班同学的情况。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虽然钱钟书、曹禺和常风都不是政治风云中的人物，但他们作为学者，作为作家的经历，却也映现了一个时代的沧桑。(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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