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下海”，放下架子自己做

　　1966年，我出生在福州———一座以盛产榕树著称的城市。80年代末从福州大学工民建专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家国营企业当施工员。90年代初期，福建省的市场经济走在全国前列，民营经济发展如火如荼，我有不少没有考上大学的小学、初中同学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每次的同学聚会，成了他们炫耀财富的舞台。这让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大学

生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一次，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老板用手指着胸口和脸蛋对我说：“做生意靠的是胆子大和脸皮厚！有一次，为了做到一笔大生意，我曾经厚着脸皮在客户家门口软磨硬泡了两个星期，还用了其他各种办法……最后终于让对方点头松口。你们这些大学生能放下架子这样做吗？”

　　几年后，我“下海”了，和两位同学合作经营室内设计装潢业务，他们负责资本运作和对外打交道，我负责技术和内部管理。福建这个地方做生意要靠各种关系，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搞得定”，公司业务因此蒸蒸日上，到90年代末，公司产值已超过了1亿人民币！

　　闯上海，月薪只有2000元

　　1999年，我结识了同行业的一位台湾老板，他对我说，“上海的室内设计装潢市场有相当大的发展前途，我们合作去上海打天下如何？”我对上海并不了解，深思熟虑了一个月后，对台湾老板提出，“我到你公司打工，拜你为师学习技术。”台湾老板伸出两根指头说，“没问题，我给你月薪2000元！”其实，我的目的是想考察上海的市场。

　　到上海后，我住在莲浦花园内的一个饭店里，月租金要3000元，加上其他各种开销，一个月开支12000元。而在台湾老板手下做了3个月，收入只有区区6000元，个人生活支出却高达36000元。开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不认识上海的路，上下班或平时出门动辄就乘出租车。刚到上海时，我只知道人民广场，因为住的地方靠近地铁莲花路站，所以不管想去哪里就先乘地铁到人民广场，再叫出租车去目的地，因此，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钱！一次，台湾老板生病住进机场路上的一家医院，我叫了辆出租车去探视，但在上车时没有说清楚，司机居然把我送到了龙华机场。

　　3个月“满师”后，我决定留在上海发展，和其他两位合作者投资开设了一家室内设计装潢公司。但是发展并不顺利，第一年就亏了146万元———问题出在管理和用人上！上海人对家庭装潢的要求比福建高得多，由于沟通和文化层次的问题，福建带过来的一些员工显然不顶用了。我看到人才“本土化”和提高员工文化层次的重要性，想招聘一些有学历和有经验的人才———可当时并不知道可以通过人才招聘会或者报刊登广告招聘人才！

　　开公司，用人不当心里烦

　　当时，有一家著名装潢公司的老板卷资外逃，得到消息后我马上赶往这家公司“招降纳叛”。我以客户身份与该公司员工广泛接触，遇到中意的人才就向对方摊牌，“来我们公司吧，待遇一定比你原来的好！”用这种方法，先后从这家公司挖到10名年富力强、有一定经验的人才。应该承认，他们对我们公司的业务发展贡献很大，但是，这些装潢业“老油子”进来后，对公司管理也造成了混乱。

　　这批人以部门经理老A为首，在公司内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居功自傲自以为是，根本不把我这个总经理放在眼里。他们常常擅自作出重大决定

　　后再通知我，“我们决定了，你看着办好了。”发展到后来，他们居然想说动其他两位合伙人免去我的总经理职务。当时，我们公司在打浦桥办公，底楼有一家著名的港式餐厅，老A他们天天下班后在那里商量对付我的办法。

　　我觉得公司这样下去非垮掉不可，准备采取一些措施。一天，老A气势汹汹地冲进办公室，拍着桌子威胁我：“王利祺，听说你想对付我，告诉你，如果我走的话，公司骨干会跟着我离开，公司马上就会垮掉。”我对他还存有一丝希望，于是诚恳地劝道：“我没有这个意思，但希望你能反省自己的行为。”

　　第二天开会时，老A故意借一件小事大吵大闹，我不得不用严厉的口吻予以制止，“如果你不愿继续在公司工作，可以马上走……”话音未落，“唰”地站起一排人，异口同声地喊道，“走就走，我们集体辞职！”在老A带领下，一下就走了7个人。显然，他们是事先有预谋的。让我感到又好气又好笑的是，连招聘进来不到一个月的前台小姐也被“策反”，跟着他们一起辞了职。前台小姐走了后，为了几百元工资，她的父母又跑来大吵大闹……

　　老A他们走后，为了业务提成费，也曾多次回公司纠缠。一次，老A带着三四个人闯进公司找我，他语气强硬地命令道，“今天你一定要把业务提成费给我结清！”我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但仗着曾练过几年武术心里并不惧怕。正巧，那天我哥从福建来上海看我，我哥长得五大三粗膀阔腰圆，往老A他们面前一站就像一座铁塔。见我哥这副模样，老A大概也有点心虚，连忙抽出一支烟递给我哥，我哥“哼”了一声没拿。老A他们见势不妙，只得悻悻离去。

　　重管理，企业发展有底气

　　老A他们集体辞职后，公司业务受到很大打击。其他两位合伙人因此认为上海市场很难做好，便想退回福建发展。经协商后，原公司解散，我留在上海又成立了一家室内设计装潢公司。痛定思痛，我认识到问题还是出在管理上，公司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否则难免重蹈覆辙。于是，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办公室主任，为公司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在经历了集体辞职的闹剧后，我更看重员工的人品。过去的那些“老油子”中，有些人的人品确实有点问题———都人到中年了，还老在办公室里冲着女员工大讲黄色笑话，严重污染工作环境，虽然他们的业务能力很强，但人品与业务能力未必成正比。

　　业务能力是可以培养的，设计部有位叫“宝宝”的大学生，进来半年就成长为业务尖子。“宝宝”为人诚实，她会告诉我，“王工，有客户让我替他做点私活，我没答应。”民营老板最头痛的是员工做私活，我对设计人员利用公司电脑做私活却比较宽容。一次，一位设计人员问我，“今天下班后我可以利用公司电脑做点其他设计吗？”我回答，“可以，我陪你。”我认为老板能宽容员工小小的“出格”之举，可以增强员工的向心力。

　　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前几年，我报名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的MBA学习。同学和老师知道我是家庭装潢行业的老板后都很惊讶，有位同学还为我在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发了篇文章，对我的举动大加褒扬。大学毕业时，同级同系的同学有200多人，10多年来，真正大富大贵的一个也没有，暴发后再暴跌的也同样没有。所谓时势造英雄吧，反而是我的一些小学、初中同学中出了一些钱袋鼓鼓囊囊的暴发户。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将来应该是我们这些人比那些没有文化的暴发户更有后劲。

　　现在，我公司20多名管理人员中一半是上海人，八九成是大学生。员工文化层次提高后，企业发展更有底气了，这几年公司的产值超过了1000万。最近，我在上海买了房子，准备定居上海。相信今后让我辛酸苦闷的事会越来越少……

　　(经口述者同意，本文采用了口述者的真名和照片)

　　口述者：王利祺37岁文/本刊记者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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