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华锋(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著有《暗访黑帮——我的记者生涯》一书)

　　1991年技校毕业后，我在故乡煤矿当了两年工人，在轰隆的机器旁完成了自考大专的所有课程，发表了上百篇新闻、文学稿件。在我拿到自考大专的第二天，面对摇摇欲坠的工厂，22岁的我离开故土，像无根的转蓬。

　　1996年，我应聘南方都市报。当时它还是周报、内刊，摆在报摊上也不是太起眼，但从内容上能看出锋芒和锐气。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打了个电话给主编关健，问他招不招人。关健一点儿也不在意我的冒昧，而是约好见面的时间,并录用了我，而我用一篇篇重大报道回报了他的知遇之恩。

　　1998年1月，我应聘发行量号称全国第三的羊城晚报。通过笔试、面试、体检，在上千人中，我成为惟一进入羊城晚报当记者的应考人员，其他20人则去了其下属的新快报。

　　那些年，我见证了一些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兴衰沉浮，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白手打天下，同报社一起成长。期间，我建立了近百人的政法通讯员队伍，发表了大量独家报道、“重磅炸弹”，成了报社的“大牌记者”。

　　但学历低，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当记者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看我一副还算文质彬彬的样子，被访者常会自然而然地问我是哪所高校毕业的，每当此时我便有几分尴尬，只得顾左右而言他。面壁十年，也没有磨出一剑，只混了个没有编制的“流浪记者”。

　　广州不相信眼泪。我思索了很久，在这个重视能力但也重视学历的社会，即使我通过努力拿到了全省、全国的好新闻奖，但在学历上我始终抬不起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我为什么不去弥补呢？如今调动工作、升迁职务、评定职称，哪样不看学历？况且通过学习，也可以掌握一些新的知识，进入新的领域。

　　2000年7月，跟我实习的一位女研究生怂恿我考研，并从考研政策和方法上解除了我长年的困惑。此后，经过一年半的全力冲击，2002年我考取北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同年，凝聚我七年青春与辛酸的新闻实战专著《暗访黑帮——我的记者生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一技之长是立足的根本。不过，无论进哪一扇门，都需要“证据”来证明自己，除了特长，还要文凭。学历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自考和考研，让我实现了人生的两次重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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